追忆谷林先生

2009-03-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止庵 我有话说

1950年6月4日，谷林动身赴北京的前一日，在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先生墓前。

谷林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我没能去看他，除一直为脊柱病痛所苦――他最后一封来

信中有“知道你‘艰于起坐’，殊不安。……老伴与你同病，竟日卧床，已约两年”之语；再就是想等我的《周作人传》出来，给他送去。先生恐已无力通读，但随便翻一下也好，哪怕只是看看模样呢。可是这书迟迟不能印成。及至样书到手，已经来不及了。十几年前父亲去世，我曾说：父亲不在了，我感到特别寂寞，这寂寞令我窒息，很多应该和他说的话也只能说给自己听听。人生若形容是出戏的话，它至少是要演给一个人看的，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明白这一点，可我的戏还得演下去。现在这样的话又要重说一遍，然而大概也是最后一遍――对我来说，今生今世怕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了。

丁聪画谷林像

谷林先生曾将他当年剪贴的一叠知堂《亦报》刊文赠我，并有题跋：“此时犹绿鬓少年，今则须眉皓然矣。止庵留之当能知余重视翁之笔墨非一朝一夕事也。零四年三月十三日柯记。”又赠我周氏手稿三篇，著作十几种，以及《艺文杂志》若干期。――他来信说：“四十年代的那套《艺文杂志》，我有一套（止于三卷一、二期合刊），不知你有用处否。近日取出来略翻目录一过，估计以后也不会再去看它，故很想贡献于你，他日见过，望能带走。《如梦记》是由此刊首先连载的。《希腊神话》则只乍露半面。”（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这是他的“赠书帖”，其谦和如此。先生读书仔细，每每随手校订，写在书边。我整理《周作人自编文集》，于此获益颇丰。此外版本取舍、文字统一、标点规范等，也得到他详细指点。而《老虎桥杂诗》一种，更赖他当初据周氏出借孙伏园的手稿录下复本，才得以完整保存，首次印行。我们见面，谈论这一话题最多。我曾提到想写“读周杂记”；他说：“前信中提到好几种写作的打算，我都很有兴会，首先是读周杂记，这个题目就好，当时就想借用，因为闲翻此老资料，每有点儿触动，或可写出几节数百字的?记来。”（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后又说：“很想能把‘读周杂记’真的记下来，例如《知堂杂诗抄》为何把李和儿卖炒栗列在卷首；许宝?挺身而去，自述曾作说客，力劝知堂下水；此等事迹似皆不宜置而不谈。”（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后来发表的《读许宝?》等十来篇，大概即在“读周杂记”之列，另有未刊稿《德不孤，必有邻》尚存我处，《答客问》和《书简三叠》中亦略有申说。这里不能详细介绍，只指出一点，有论者称：“尽管他偏嗜知堂文章，然而对其人似乎并非没有保留，答第三十二问周作人散文观感时心态大有意味，引述旁人的称赞居多，自己的评价则欠鲜明，最末以一句‘不必多说’打发了事，看来谷林玩物并不流于丧‘道’。”其实那里写得明明白白，绝非“打发了事”。先生来信有云：“你说到×××的文章，我似不曾寓目，也许看过又忘掉了。”（二○○五年四月十八日）这使我想到孔子所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些天我把谷林先生的几种著作找出来重读，但是看到《答客问》里有一节说：“至于我，写作的时间很短，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七十年代末方才开始，写作的数量更少，要从这样的短与少中去考查我这个人，考查所得也只能是微乎其微吧。”不觉惘然。先生文章可以传世，其待人接物惟二三子约略知悉，而这又恰恰是难以言说的。大概还以陈原《无题》讲得最好：“……这人也是宁静的，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绝不苟且的，诚恳到无法形容的。”我曾说自己对先生的印象也是如此，而且减少一句则不完全，增添一句又嫌辞费。废名有云：“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陈原所说，归根结底亦即“合礼”；然而谷林先生却仿佛天性如此。废名尝以《庄子》“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加以说明，吾今于谷林先生亦云然。前些天有记者采访，我说先生是一位躬行君子，一位蔼然仁者，一位纯粹极了的读书人。这说法本诸《论语》，他的确很像那书里的人物，气象在孔门师徒之间。与“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孟子，就没什么关系了。多年来谷林先生于我，如《论语》里颜渊所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盖虽常以文章之事请益，我所学者亦在做人。至于先生自己，则可另外借用《论语》里曾参所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然而这些都是陈述事实，并非刻画形容。先生自谓：“我直到五十岁时在咸宁五七干校才通读《论语》的，仍没有细看注解，望文生义，不懂的地方没有着力，自以为懂得之处恐亦未必正确，至于别有会心，自更无从说起。”（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身体力行，胜于皓首穷经者也。谷林先生属于中国传统最好的一脉，然此亦时隐时现，他不在了，恐怕就断绝了。

谷林先生曾来信说：“我在‘后记’中先把书的读者按以前的印数估计为一万个，接着见到谢其章的估计则为一千个，我重又依他的估计改了，我觉得他的估计较妥当。”（二○○四年七月十六日）所指的是他的“读者群”。他那一辈作者中，有比他作品多的，却不及他文字精致；有比他声名大的，却不及他见解通达。这后一层尤为重要。先生来信说：“近数十年的运动文章，包括领袖人物的所谓重要讲话，一概是先有定论，然后举例发挥，与抒情散文虽小大不可比拟，其实是同一品位，盖独缺性灵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而他所受时代局限甚少，既不泥古，亦不趋时。假若但见辞章之美，或以小品目之，未免浅尝辄止，舍本求末。且举一例，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七日来信论钱谦益事云：“柳如是劝钱投水，钱伸脚入水，嫌冷，遂弗死。这个故实，一向被当作笑谈，我似乎觉得也能理解。即证以柳如是并不因此轻牧翁，可见当作笑谈的人其实搞错了。我自己年届八旬，已不以死生为意，想牧翁亦该如此。盖柳氏以当觅死地，全臣节，牧翁固以为无可无不可，其襟怀较柳氏略高一头地也。”此即如其所说：“我们平常爱说‘通情达理’，能平平实实对待这四个字，这就很好――也许太好了。”（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情先于理，情移而后理入，此所以‘拈花微笑’为悟彻也。”（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写到这里，我想起废名《我怎样读〈论语〉》里的话：“我生平常常有一种喜不自胜的感情，便是我亲自得见一位道德家，一位推己及人的君子，他真有识见，他从不欺人，……”觉得也可以借来一说我与谷林先生结识十几年有多幸运。

二○○九年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