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梁巨川遗书》，校印精良，尤其是新辑附录中增加了陈独秀诸氏的评论文字以及现代学
“梁济殉清”事件发生在1918年11月14日，于当时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六十老翁，既非前朝显宦，又“素无道学名”，从容赴死。且慨然申明“殉清”，不顾当时以守旧、保皇为可笑可耻的世风。同时，梁先生在其绝笔《敬告世人书》中既堂堂正正地声明“殉清”，又言明“非以清朝为本位……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这番申明，加之梁先生遗稿中对戊戌变法、义和团的开明观点，以及生平中襄助办报、亲写新戏的事迹，自不能扣上一顶守旧反动的帽子。因此，胡适许之以“二十年前的革命家”，到也是很聪明的提法。但是，“革命家”的美谥恐怕是九泉之下的梁公不会欣然领受的，他分明说过要官吏多重民、自苦以行善政“以免授民以革命之口实”。他分明是看到国家丧乱久，盼一太平粗安的社会以舒缓民生、共度时艰、徐徐图进的――这就是他反复赞扬“逊清禅让美意”的衷心。“革命家”――胡适对这位老先生的“盖棺定论”算是很有敬意了，然而新旧人物之间“隔世对话”的“鸡同鸭讲”也就出来了。
这还不算什么，在梁公赴死的原因上，这种歧见就更深了。胡适推想梁公赴死的原因说得很玄，“二十年前的知识思想决不能培养他那二十年后老当益壮的旧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所以竟自杀”。然而考察梁公的《敬告世人书》与生平著作，并没有什么新旧知识冲突的痕迹，梁公对自己的“主义”是绝然自信的。梁公不是“专家型的儒者”（林毓生语），这甚至是他的一种长处。他并不斤斤计较政教的外在形式，因此宪政也好、共和也罢，都是他欣然乐见的。因为他反复申言、尊信的是儒家学说中最朴素、最直观的“义”、“民本”。他对社会的观察立足于“民本”之义的民生、民智与道德风尚，而他对个人的期许是义之所在的“对于世道有责任”。他在《敬告世人书》中对世道人心的批评并不是高蹈虚空的思想争论，而是非常实在的社会观察。党同伐异、蔑视成宪、苟且贪货、躁进趋利，如此种种不正是民国初年政事糜烂的现实吗？梁公的失望乃至绝望不是“己术不售”的个人情节，而是对社会现实的严峻认识。绝望于社会现实的道德沦丧、政教糜烂，而对以“新旧知识的冲突”，真是鸡同鸭讲。
而“新知识”一题恰是新派人物的擅长。陶孟和《论自杀》一文洋洋洒洒，以“社会学的原理”从“澳洲几种蛮族”开始到西洋哲人名录，很有些“新知识”的作派。然而，“蛮族云云”充满了种族主义与庸俗进化论的臭味。他不顾宗教文化背景异同，不顾史实与伦理分析的复杂，悍论“东方的自杀是消极的”也并不讨巧。而追问“烈士自杀于社会有什么效果？”的功利主义不仅令梁公哲嗣漱溟先生情何以堪，连新派朋辈也无法支持。胡适当时就避而不谈，而诗人性情的徐志摩先生在七年之后读到陶文，竟以同题作文针锋相对地狠狠挖苦了一番，又在陶回复后“再论”又挖苦了一番。有意思的是，陶在回复中说他“这次读了巨川先生的《年谱》、《辛壬类稿》的跋语……”，以此观之，七年前的动笔也嫌太快了些，说来说去也是只看到“殉清”一词后的率笔。富于“新知识”与“动笔太快”大概都也是此类新派人物的特长，绝望于社会现实的道德沦丧、政教糜烂，而对以自杀道德与否，果然鸡同鸭讲。
尽管如此，陶孟和《论自杀》一文中有个主张还是有些意思的――那就是他主张积“与强权者奋斗的流血”是有意义的，这个道理当然是不错的。然而，梁公是畏惧奋斗、不愿奋斗的吗？梁公于戊戌时慨然上书，因维新事败未及上；赞助友人办报，又几陷危局。梁公一生无大波澜竟如神助，岂是没有胆识魄力的缘故？然而，清末民初，名曰举新政，政府不顾民生时艰，而以加薪、趋进为要；名曰开国会，议员沉溺声色，举国失望；名曰致共和，南北各执己见，既不能共，亦不能和。梁公于新政亲任庶务，于国会念以投书倡言，于共和期期以盼，不可谓不奋斗，以诚笃之心亲历亲为，不是虚言妄论之辈可以比的。而民国之后，新旧之争更甚，新派人物对旧学、旧人的歧视又能容得他奋斗吗？陈独秀在《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一文中是很能看出些消息的。陈独秀虽然对梁公的自杀算是很大方地称赞了，如“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的人物……”，又如“梁先生自杀，无论是殉清不是，总算是以身殉了他的主义”。然而，“旧历史”、“他的主义”之类，胸中成见也是跃然纸上。绵延的历史能以新旧做一刀两断的切割吗？“他的主义”中“对于世道有责任”的主义仅仅是“他的”吗？而殉了的梁巨川能得陈独秀有限的几句好话，这又成了攻击“旧官僚”“元老”的口实。以陈氏的口气看，旧学中人若要见谅于陈独秀这样的新派人物而能和衷共事、共同奋斗，恐怕只有洗心革面、彻底投降了，否则就只有一死了之以换陈独秀一点怜悯，若不然在他眼里便是“满嘴道德朝楚暮秦冯道式”的人物了。由此观之，旧学旧人被排挤、被边缘化日甚的形势下，梁公能资之奋斗的也唯有自己的生命了。绝望于社会现实的道德沦丧、政教糜烂，而对以新旧之畛、歧视成见，必然鸡同鸭讲。
于今日观之，梁公遗书与种种著作的确是“旧学”人物的末世悲歌。但是，这不是萎靡不思振作的无病呻吟，不是己术不售的顾影自怜，而是半生为国家世道奋斗的斑斑血泪，是对当时社会深刻观察与思考的种种心迹。虽云“旧学”，果真过时无用吗？留心吏治、民生与社会道德风尚，在哪一天都不会是无用的，这须从“殉清”二字中用心看破的。但是，新派诸贤固然也有感佩其气节的正论，终究不能真正体察他的心意，聆听他的主张，其中自有时代背景、一世风气的因素。从小处讲，梁公之事在1918年末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士人皆以“战胜国”的荣耀为新政、共和的绝大成就，“公理战胜强权”口口相传。陈独秀那种居高临下“胜利者的宽容”、陶孟和历数西洋的洋洋炫技、胡适之赠送美谥的“聪明”，都是题内应有之事。相形之下，徐志摩在七年之后的嘉许感佩恰是对梁公对世道人心忧虑、绝望的感同身受。从大处讲，中国智识阶层在近代化过程中有锐意求新的勇气，但是欠缺了努力笃实、讲求实效的风气，一转而成了高蹈虚空、一味躁进，再转则成唯以翻新为务，而只问新旧的成见、歧视。梁公对时局的世风、吏治、民生都是以“万事各各有效”的笃实态度观察的，宪政、共和的实效如何，何以补阙、拾遗都是发人深思的，然而并不能引起新派人物的重视。梁公斤斤于官员加薪与否、新办警务妥贴与否等等“细物”，在彻底革新、整体解决的宏大叙事面前显得不值一提。而梁公最着力、不惜以身相殉的道德人心恰恰是不少新派人物最蔑弃、最欲翻转的要害。梁公当然没有受过西方保守主义的熏陶，但是他以历经沧桑、深谙世情中历练出的直觉发问“一切法度纲纪，经数千年圣哲所创垂，岂竟毫无可贵？”。可是，这在一切翻新、横扫一切的新派人物眼中简直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必要。他们的崇西、翻新各有宗主，但是纸面上的蓝图、理念中的天堂各各诱人，打破之后重建也称快捷。然而，道德传统被打破一切之后唯有纵荡无可收拾罢了。个人道德上，梁巨川所见的是民初的苟且图利、逢迎趋进，未及见朋友相倾、师生相揭、父子相攻的狼藉。而政治道德上，梁巨川所见的是民初的不负责任、罔顾民生，未及见使民内斗为快意、残民以“万税”为要务的惨象。梁公的忧虑竟一一成为现实，乃至变本加厉。这恐怕是当初“鸡同鸭讲”的新派人物始料不及的。
梁公谢世后仅半载，“公理战胜强权”竟成笑话，空头“战胜国”跌了个粉碎，陈独秀问“梁先生的眼中，主张革新的人，是一种什么浅薄小儿！”尚有余音，而他把满腔义愤撒向了旧学了，更以新主义成就了一番伟业，落寞而死。从梁公殉清一事中求得“教训”要“预备下些精神不老丹”并展望“我们到七八十岁”的胡适于49年后寄居美国，后去台湾殁于1962,果然过了知天命之年，四年后中国大陆爆发文革，“不合时宜”的孔教等等旧物俱遭最后的摧毁。主张“留得生命与强权奋斗”的陶孟和践行理想坚决反蒋，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且历兼要职，种种风波直至“反右”皆未波及，于1960年善终。1931年，徐志摩先生遭遇飞机事故，不幸罹难，年仅三十四岁，最为可惜。人谁无死，于此记之，以作那场新旧之间隔世对话的了局。至于梁公，梁启超先生一言最可玩味，“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用于今，亦必见于后”――历史绵延不绝，是语验否，不必急急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