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也早，没有当过公司白领，今后更不可能打卡上班――我已经打卡退休了。不过我很能理解那公司的规定：应该按时上班，松松垮垮拖拖拉拉有什
如果我当公司的老总，也得立下诸如打卡上班以及此类的规矩；至于迟到一分钟扣他多少钱，则要看所发工资的平均水平，如果工资比较少，扣20元大约略多了一点，迟到5分钟，他这一天岂非白干了？他还是做了不少事――打个盹儿也不止5分钟嘛。但不扣是不对的，多少也得表示一下，此即古人之所谓“蒲鞭”。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按说打个盹儿什么的也不可以，这同迟到是一样的，影响公务方面的从业时间和效率。为什么不扣钱呢？如果我是公司老总，则回答也很简单：考核员工上班是否准时，只要在入门处安排下一座打卡计时的小设备就行了；而考核他们是否打盹儿则难有这样的仪器，派人盯着或者安监视摄像头，未免过分，太伤人自尊。任何规章制度都存在一个实施它的成本（包括精神方面的）问题，成本太高而收获有限的事情，大可不必做，或者叫做没有可行性。
想当初还是人民公社的时候，打钟上工，吹哨子收工，每天记工分，也未尝没有一套一套的制度；可是社员们下地往往不卖力气，地头上打盹儿的大有人在，等到他下工回家种自留地的时候，却是另外一个态度了。上下工是准时的，而效率低不可言。
吴思先生有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称这种干公事偷懒的办法为“低成本伤害能力”，很难加以监督，而对公事伤害不小。从历史上来看，取消井田制，将地租给农民种，然后按亩收农业税；现实生活中用大包干取代公社式的制度――道理都在于此。吴先生这篇《庶人用暗器》收在他的大著《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版）一书中，而这本书又是他的名著《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的续编。后一本书近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再版本，他的基本理论多在于此，读起来很有味道，让人们在读史的时候头脑清醒不少。
问题在于，不可能什么事情都通过单干来提高积极性；工业生产、科学研究尤其不可能一个人一家人地单干。愈是现代化，组织的规模一定愈大愈复杂，打卡上班之类的管理固然势在必行，而打个盹儿之类的“低成本伤害能力”如何对付，恐怕还得另想办法。管理一定要有制度，但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吴先生的两本书只分析制度及其潜规则，只讲搏命换钱的血酬定律，而几乎不讲理想和精神的力量――也许他会在以后的书中来讲这些个方面吧。
“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一句的文眼在一个“敢”字。当然有必要拿制度管着他，拿扣多少钱威胁他；但最好还要有公私分明的良心提供自我约束。单是靠量化来管理恐怕还不够，甚至根本不行（科研方面的量化管理现在已经弊端百出）；在不少地方，大约总还得动点别的脑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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