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1924年辞世。当初的《新青年》圈子有些人终于有了负疚。周作人给刘半农写信，对林纾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敬意。
林纾以遗老自居，是宣示道德原则的象征行为，而非政治行为，是“以国性救国势”（梁济语），而“国性”以“信义”为本。廿四史无一史会对前朝忠臣不敬，因为信义乃一切时代的道德根本，也是共和政体的道德根本。
林纾
寂寞，或以革命的名义
1917年10月初，刘半农从江阴老家来到北京。由于他在《新青年》发表过赞同文学革命的文章，正征召“文学革命军”的陈独秀就不拘一格――既然蔡元培校长不拘一格地聘他这位报人为文科学长――立即将这位因上海商务印书馆裁员而失业的中学肄业生聘为教授。
但他来得不是时候。两个月前，《新青年》因订户太少被群益书店停刊。虽经斡旋，协定次年复刊，但稿源还是问题。为觅稿，钱玄同常往同门鲁迅那儿跑，劝他“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鲁迅后来回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这种寂寞感亦见于刘半农10月16日答钱玄同信：“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先生说的积极进行，又从这里面说出‘造新洋房’的建设，和‘打鸡骂狗’的破坏两种方法来，都与我的意思吻合”，“然前天适之说，‘独秀近来颇不起劲’，不知是何道理”，“这种事，说是容易，做就很难；譬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
“譬如做戏”，就得有“反角”。既然文学革命反响寂寥，且陈独秀“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那就得自己撰文反对自己了，何况，使反对言论于己有利的最好办法是由自己冒名提供反对言论。于是，钱玄同炮制出一封王敬轩来信，刘半农则以编者身份奉答。
法科学生+遗老
两信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载于1918年3月《新青年》。为显示来信真实性，编者特加按语――“圈点悉依原信”。“尝负笈扶桑就梅谦博士讲习法政之学，”王敬轩自报家门，“遁迹黄冠者已五年矣。”
说自己曾习法政，等于供认不学无术，据蔡元培的说法，入法科者“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况梅谦（“没钱”？）的“法政速成”乃一类以赚钱为目的的野鸡学校。
“黄冠”疑为“黄门”之误。“黄冠”乃田夫腊祭所戴草冠，又道士冠。人无法遁迹于草冠，若遁迹道观，则以老庄为皈依，不必心忧“名教沦胥”。《通典》谓：“凡禁门黄闼曰黄门”；又官署名。君主时代，黄门乃冠盖云集之地，无法遁迹，但“国变”后，新华门冠盖云集，逊帝则幽居宫禁，黄门可罗雀也。“遁迹黄门”不一定“在南书房行走”（如王国维），也隐喻情感由民国转向清室。
“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刘半农答道，“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一个遗老不大可能恐吓由总统任命校长并由财政部提供全部预算的国立大学的新派教授，即便撰文反对，也不会像刘半农假想的那样，“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舞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这只是北大新派教授的革命话语。
钱玄同既然赋予王敬轩这两重身份，那他伪造来信，就不是为“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郑振铎语），而是替“旧文人们”（信中所指乃林纾和严复）伪造一些荒唐的见解，以打击自文学革命开始就被选定为攻击目标的桐城派古文家。钱玄同乃章太炎高足。章氏与桐城之间因治学路径不同而相互贬抑，已有日矣。考虑到章氏比林严两人在复古路上走得更远，而《新青年》诸公对其却恭敬有加，那只能说他们在以革命的名义发泄门派积怨。王敬轩来信和刘半农的答复试图给读者造成这种印象，即《新青年》诸公于中西学问何等渊博，而“旧文人们”则何等浅陋。这不是事实，也不是观点。如王敬轩反对西式标点，被刘半农讥为“知识如此浅陋”，但严复却是最早引进西式标点的人（见其《英文汉诂》）。这种胡搅蛮缠的例子满篇都是。
刘半农最后对王敬轩说：“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夫，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卷的时候，再写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又先生填了‘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
岂止“双簧”
《王敬轩君来信》与《答王敬轩君》史称“双簧信”。但它们并没引来预期的“反响”。戏还得演下去。两个月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谈到“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似乎真有“投书某君”。到6月，《新青年》终于刊出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来信：“独秀先生：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肄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是乎？”信仅两行，错别字却有数处，足见崇拜王敬轩者都学无根底。
陈独秀答复：“崇拜王敬轩者：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陈独秀似乎不知“妄人”王敬轩的来历，但他应知道“崇拜王敬轩者”乃何许人：全信仅两行字，却有三处（浮一大白、崇论宏议、自由讨论学理）为陈独秀本人的习用语。
7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借批“戴主一来信”（系伪造）来“驳王敬轩君来信之反动”，称“本志易卜生号之通信栏中，有独秀君答某君之语，请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农君答王敬轩君如此措词的缘故。来书中如‘胡言乱语’、‘狂妄’、‘肆无忌惮’、‘颜之厚矣’诸语，是否不算骂人？”躲在黑暗中骂自己，然后对公众说是别人在骂他，并对这种无耻的詈骂感到强烈的义愤，以致回骂起来理直气壮―――但新文学史家却誉之为“骁将”。
《新青年》大量伪造读者来信，使胡适感到不安，他在给朋友任鸿隽的信中透露了“王敬轩来信”的内幕。任鸿隽很吃惊：“王敬轩之信，隽不信为伪造者。一以为‘君等无暇作此’，二则以为为保《新青年》信用计，亦不宜出此。莎菲（即陈衡哲）曾云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然使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谁复信之？又君等文字之价值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途危者也（隽已戒经农、莎菲勿张扬其事）。”胡适尚能把双簧信当做文学革命的污点，因此他在1922年为文学革命撰史时竟无片言只语言及此事。当后来的新文学史将双簧信说成“佳话”时，道德革命就大功告成了。
信守承诺的朱经农一年后给胡适来信，谈及《新青年》的文风，说“我常常想着某先生的赞成文章革命与王敬轩的反对文字革命，意见虽然不同，武断却是一样”。信末谈到林纾：“林琴南有首诗，似乎是反对新文学家的，诗中有顽固语，有外行话，亦有极好处，特剪寄。”他担心胡适将信发表，补云“其中论及私人的话是不可以发表的”。所谓“论及私人的话”，即上引有关林纾的话，其中称林诗“亦有极好处”与《新青年》的立场相左。
但《新青年》再怎么挑衅，林纾依然还以沉默。于是，《新青年》约北大法政系学生张厚载写稿。张乃林纾弟子，年纪轻轻便在剧评界有大名，他赞成新文化，对《新青年》诸公亦恭敬。《新青年》约他写稿，不是看重其才华，而是给他设圈套。但《新青年》诸公失算了：他们在一个自己陌生而对手却内行的领域对他发起进攻，结果在学生辈的张厚载那里落了下风。这惹恼了钱玄同，迅速从学术辩论折回人身辱骂，骂得难听，连胡适都说“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
但胡适还想试一试，又约张厚载写稿，却遭钱玄同反对，说他“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与他周旋了”。胡适答道：“我请他写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更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至于张?子，我现在且不谈他。我已请他为我做文，我且等他的文章来了再说。”文章还没来，张厚载却被北大借故开除了。当《新青年》破例向它的论敌提供发言版面并期待在学术较量中打败对手时，却发现不如双簧信来得顺手。
林纾1924年辞世。当初的《新青年》圈子有些人终于有了负疚。周作人给刘半农写信，对林纾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敬意。刘半农答复道：“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教训两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
钱玄同看完周、刘的信，大不满，说“何以要认林纾为前辈？若说年纪大些的人叫做前辈，那么，年纪大的人多得很哪，都应该称为前辈吗”，“何以后辈不可唐突前辈，而前辈可以教训后辈”，“前辈若先以唐突加于后辈，则后辈以唐突回敬前辈，恰是极正当之对待”。说林纾“唐突”在先，不符事实。他直到1919年2月才“唐突”他们，而他们自1917年2月就一直在“唐突”林纾，林纾不理，他们这才伪造“王敬轩来信”来唐突自己。
王敬轩何许人
王敬轩并非“子虚乌有的人物”，实有所指，即林纾。林纾，号畏庐。敬对畏，轩对庐，“敬轩”即“畏庐”，乃为工对。至于“王”，双簧信提供了一些关键线索。
王信落款为“戊午夏历新正二日”，即民国七年二月十二日。不用民国纪年，是不奉民国的正朔，所以刘半农讥他“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钱玄同在次月答“基督徒悔信”（系伪造）时也有论及，他嘲笑反对文字革命的人“非旦决不写‘1918年’并且决不写‘民国七年’；必写‘夏历戊午年’，或竟爽爽快快写‘宣统十年’”。“戊午夏历新正”暗示“王正月”，异于民国“新正”(西历一月)。“王”乃清室，即林纾致陈宝琛信中所说的“东周”。在“敬轩”前添一“王”字，是标识其奉清室的正朔，是“民主”的敌人。
在民国而奉清室的正朔，恰如鲁国孔子撰《春秋》不以鲁王而以周室为“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服虔疏曰：“孔子作《春秋》，于春每月书‘王’，以统三王之正。”鲁乃周之诸侯国，周室虽微，但名分是“王”。1915年，辜鸿铭在《春秋大义》中说《春秋》赋予中国人以国家观念，始知家族之外还有国。辜氏重提“春秋大义”，是痛感民国之人已无国家观念，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也是其他遗老（大多曾是革新家）起而捍卫名教的原因，认为惟有重振名教，国家才能复归统一，社会才有秩序。春秋大义的核心是“尊王”，但遗老们大多反对清室复辟，所谓“尊王”，实乃“以国为尊”，像梁济所说：“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在遗老看来，民国的乱象源自作为公民道德之本的“信义”在民国之人那里普遍丧失。双簧信可作为这一论点的一个小注。可悲的民国，竟要一批遗老来保存“信义”的种子。
林纾并非一开始就以遗老自居。民国成立前夕，他说“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国老民足矣”，“为共和国守法之国民足矣”，甚至要脱去长袍马褂，谓“新正当易洋装，于衣服较便”――此处“新正”是指民国。
但民国乱象纷呈，使林纾深感忧虑，译《残蝉曳声录》以警示国民，其译序曰：“革命易而共和难。观吾书所记议院之斗暴刺击，人人思逞其才，又人人思牟其利，勿论事之当否，必坚持强辩，用遂其私。故罗兰尼亚革命后之国势，转岌岌而不可恃。夫恶专制而覆之，合万人之力，萃于一人易也。言共和，而政出多门，托平等之力，阴施其不平等之权。与之争，党多者虽不平，胜也，党寡者虽平，败也。则较之专制之不平，且更甚矣。此书论罗兰尼亚事至精审。然于革命后之事局，多愤词，译而出之，亦使吾国民出之，用以为鉴，力臻于和平，以强吾国。”
但南北的政治暗斗很快激化为兵戈相见，时局日坏，如林纾所说，“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这不是他想要的共和国。国事如此，他事亦然。挟革命余威而迅速占领北大文科教席的革命元勋章太炎的弟子们，将桐城派势力（严复、林纾和姚鼐从孙姚氏兄弟等）赶出了北大。
从北大辞职后，林纾开始流露对清室的怀念。但这一年他写《〈践卓翁小说〉序》时落款仍是“民国二年十月”，到1916年写《拜菊?诗序》时，开篇是“宣统丙辰冬十月二十一日”，到1919年撰《御书记》时，落款已是“宣统十四年”。王敬轩说自己“遁迹黄冠者已五年”，与林纾1913年转向清室的时间相符。
林纾以遗老自居，是宣示道德原则的象征行为，而非政治行为，是“以国性救国势”（梁济语），而“国性”以“信义”为本。廿四史无一史会对前朝忠臣不敬，因为信义乃一切时代的道德根本，也是共和政体的道德根本。林纾反对清室复辟，对图谋复辟的郑孝胥明言“到死未敢赞成复辟之举动”，并指斥“假名复辟，图一身之富贵”的复辟派“以国家为孤注，大事既去，无一伏节死义之臣”，与民国新贵的道德水准不相上下。
《新青年》诸公当然奉民国的正朔。但问题是，民国有一南一北两个政府。他们既食北京政府的俸禄（等于享用日本的借款），自然奉北京政府的正朔，但北京政府被孙中山的南方政府称为“伪政府”。当蔡元培和胡适不客气地要求孙中山“下野”时，南方政府参谋长章太炎骂蔡元培为“南方之李完用”，“北廷既有非法总统，则受其命令者，自为附逆；受其俸禄者，无疑分赃”。林纾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信中明确区分两人效忠的不同：“公为民国宣力，弟乃清室举人。”此“民国”即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所以后文才有“公为南士所推”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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