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总体设计和宏观规模说，这是一项学术视野开阔，俯瞰全局，具有高度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气魄宏大的课题。作者们对“全球化”的时代性质和特点有相当深刻的体认。他们指出，全球化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处境。经济、科学技术、交通、通讯，这一切发展起来以后，无论生活在天涯还是海角，只要是地球人，都成了邻居。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自足，那种“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伤感，都已经成为过去。整个世界因“全球化”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和发展趋势中，丛书作者从不同的知识领域、复杂的文化层面和各异的学术个性上，对中国以及同中国相关的文明、文化、文学问题进行整体性和独创性思索，给全球化中的人文思维提供了起码三条创新性的思路：一是对全球化及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进行了理性分析和“格局观”考察；二是对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工业文明率先倡导的现代性运行和现代性危机，进行了充满曲线复杂性的“反思型”认证；三是对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人文学术体系和人文精神建构，进行了“建设性”探究。课题设计突出了两大宗旨，即全球视野与人文取向，课题组各成员有的直接面对全球化问题，有的则把全球视野、人文取向融入到立论、框架和问题意识中去。课题立意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体现道德诉求的人文关怀，而进入到了非常学术化的层次，同时也打破了各学科之间严格的分界，体现了全球化更为迅猛发展的今天强烈的问题意识。整个项目不仅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也推出了学术研究的重要范型，对以后怎么做人文科学的研究有启示意义。
其次，分别而言，八位学者在各自领域均取得创新性成果。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以全球化为背景对现代性大格局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考察了世界文化的整体走向，对人类文化所遭遇的危机、困境、歧途及如何矫正等作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同时又能充分结合文学文本作细致的分析，并能高度关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的贡献，总体上做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既有宏观的大视野，也有细致的文本解读,可谓大手笔。高建平《全球化与中国艺术》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中“文化多样性”问题，认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保护自己文化的权利，而保护的关键在于创造和发展；提出了“复数的世界文学”的批判性思路，认为世界各民族、各文化都可立足于自身的文化立场对全球文学进行自己的解读和接受，很有学术洞见；而他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分析，融贯古今，打通中西，见解独特，富有启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华民族珍贵的现代学术遗产，并强调它对于新世纪重铸民族灵魂和树立文化旗帜，具有深刻的应对全球化变局的思想文化意义；作者把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这两条富有内在张力的文化原则，作为双构性的“方法之方法”即“元方法”加以标榜，并且倡导以现代世界人类智慧来激活和展开中国智慧，又用中国智慧来丰富和拓展世界人类智慧，成为学术创新及其现代性的基本思路。党圣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境遇，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题，对进一步推进全球化语境下古文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根据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历史演变过程，深入到学科知识话语基本预设中，提出重建性、范型性、策略性的见解（如返本创新、本体阐释等等），并且作了深入细致的梳理与剖析，抽丝剥茧，富有学术条理，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前瞻性的论说系统。孙歌《文学的位置》在全球化视野下，以举重若轻的大手笔，深入到日本人的文化心态中，进行清晰的分析，对许多具体问题论述也相当到位，从深层次上揭示日本文化思想特征；她用敏锐的问题意识切入东亚区域的历史记忆，超越了后现代史学理论被庸俗化为用语词置换历史的招数，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分量。钱竞《中国现代文艺学研究》，以睿智的目光、潇洒的文笔，考察了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及其结构框架，具有总结性且富宏观视野。刘方喜《现代化焦虑与形式化缺乏：新诗论争史的理论反思》，把新诗语言形式置于现代性危机中加以反思性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独到结论。作者提炼出几个表述话语：“汉语文化共享体”、“与汉语形式不可剥离的精神特征”等，用以考察20世纪新诗史的精神缺失和形式缺失，指出这种积弊主要源于“西方中心论”，把先行现代化的西方当作现代化、包括诗歌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而汉语诗歌顽强抵制西方化的因素就是汉语语音的和谐形式化规律；对于汉语诗歌的进一步发展而言，本土化和人文化应成为重要主题，若能使“与汉语形式不可剥离的精神特性”丰富起来，也就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形态。严平主持的《关于“全球化与中国人文建设”的调查报告》设置得很有创意，很有价值，很有开拓意义，做得也很细致。学术研究须要加强“田野”性、“实证”性。这方面的工作以往较少做，这是今后需要改进的。这个调查报告做出了样本。
再次，由以上著作看出，该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今中国人文建设的迫切问题做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重新勾勒，并且努力总结中国现代人文传统的学术理路和中国人文学术方法，为构建整体的人文学科意识和方法论创新意识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当然，他们的工作并非完美无缺。总体说，他们各部著作，甚至有的同一部著作各部分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更不够有机；他们的组合更像松散的“国家”邦联，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或核心主宰统摄其间。此外，个别问题的探讨也须更为深入和精细。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担任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