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是“中国第一商”
1829年，有个名叫约翰・穆瑞・福布斯的16岁美国少年来到广州，拜伍秉鉴为义父，8年后，这个原本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携带50万墨西哥银元回到美国，投资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铁路，成为美国的铁路大王。从福布斯的富有，我们不难推算出伍秉鉴的富有。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做过一个统计评选：在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中国占6位，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刘瑾、伍秉鉴、宋子文，伍秉鉴是这6人中唯一的商人。
这位伍秉鉴，就出自于《大清商埠》的主人公潘振承门下。
潘振承，是中国第一代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杰出商人，是当时的世界级巨富。
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英国的茶叶税收占国家总税收的10%。中国茶叶的输出则为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的出口商品除茶叶外，还有丝绸、瓷器、蔗糖、土布、大黄等上百种。十三行商人靠中国丰富的物产和朝廷赐予的贸易特权，成为世界最大、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商帮。
按照1860年《法国杂志》一则报道推算，伍秉鉴家族拥有财产达4200万两。而嘉庆道光年，国库积存经常年份仅1000万两上下。拿十三行总商的财产与清王朝岁入和库存相比，真正可算得上富可敌国。
广州靠一口通商而成为最繁荣的商埠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考证近代贸易白银的流向得出结论：在工业革命前，“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1757年，乾隆皇帝将四口通商（江、浙、闽、粤），收归为广州一口通商，全国的对外贸易全部集中在广州十三行进行。
在四口通商时期，广州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老大。明清通商史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考证：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粤海关的贸易额及关税分别占四口海关的63%和62%。
在四口通商时期，另三口竞争不过广州，学界通行的看法是洋船从欧洲来，过马六甲海峡进南中国海，广州占有地利。但是，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的物产不及另三口。出口商品以茶叶、丝货（生丝与绸缎）、瓷器为大宗。当时欧洲只青睐红茶，福建武夷红茶行销欧洲；江浙是丝货的主要产地；景德镇瓷器走水路下昌江到鄱阳湖，再进长江，可直接到江苏的外洋港松江（今上海黄浦江）。当时清廷严禁走海路运输茶叶、丝货、瓷器，以防中国船与欧洲船在海上走私。水路运输的价格远远廉于旱路运输，货到广州要付出昂贵的运输成本。因此，广州在出口货的成本价格上不如闽江浙有优势。
然而，福建因曾有郑氏集团踞台与朝廷对抗，防夷之心太盛，影响外洋贸易。浙江的外洋港偏僻的舟山定海县，市场容量小，商馆建设等落后，甚至没一个懂夷语的通事。而江苏，向来重视内河贸易，征收长江及运河货税。并且这三口，货物单一，如福建只有红茶，而无丝货；江浙有丝货而无红茶。商人组织调货不力，而西洋船来一商埠，不能办齐所需货物，只能放弃。
因此，在工业革命初期前，即18世纪大部分时期内，广州不仅是中国的海洋贸易中心，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中心之一。
广州人模仿西洋而绝不崇洋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只有妄自尊大，没有崇洋媚外。那时，中国人在夷番面前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最早来中国的西洋人，因其相貌“怪异丑陋”，广东人把他们叫作“鬼”――直到今天，广东人仍把外国男女称作“鬼佬”、“鬼妹”。
明朝末年，欧洲传教士纷纷深入中国，他们多为饱学之士。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徐光启、李贽等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的先知，但主流士大夫则对西方文化绝对排斥、恶毒攻击。士大夫最锐利的批判武器是“华夷之辨”：华夏文化有着与生俱有的优越性、合理性；夷族文化落后愚昧、荒诞不经，必须严加排斥，荡涤殆尽。
广州贸易的一大缺憾，就是朝廷君臣和地方官民没有从潮水般涌来的洋货中，窥测出“西夷”是文明人，“西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一口通商”限于广州，实际上限于广州城外一条约一里多长的街区―――十三行。十三行是一个封闭状态的贸易区，商馆设施齐全。夷人只能生活在十三行的狭窄空间；夷人不可进入广州内城；夷人不可见官；夷人不可直接申诉；夷人不可在广州久留；夷人只能去化外区澳门住冬；夷人不可携带夷妇进入广州；夷人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抬夷人有损天朝尊严……
康有为评价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
官商不是官
清朝政府奉行朝贡贸易,妄自尊大,高傲而又无知地认为外商是来向天朝皇帝朝贡的。高高在上的清政府，不肯屈尊与洋人打交道，这就必须委托一个官商集团处理洋务。政府利用十三行执行四项职能：一、承办朝贡贸易，独揽外商洋船接待，垄断进出口贸易；二、办理外商的货物报关纳税事务，海关不直接与外商打交道；三、管理约束驯化外商，监督限制外商在广州自由行动；四、转达外商与政府之间的一切交涉，外商无权进入广州城晋见政府官员。
行商身份独特，处垄断地位。其身份的获得，要花费巨额的报效银及其他费用。行商是名誉上的御赐贸易官，行商都有官品，但本质上，他们仍是商人。
政府未向十三行投入一分钱，它不像晚清时盛宣怀主持的电报局、招商局、机械采煤的洋矿，政府有官款或官股在其中，晚清洋务运动的加盟官控实业的商人更具官商特征。十三行商人开办的洋行（洋货贸易行）的资本全部私有。资本的性质决定企业的性质，既然不是官办洋行，他们虽有官员冠戴，但商人的特性盖过官员的特性。清廷对待债务的双重标准，优待外商
对于行商欠外债，清政府采取双重标准。对外商欠行商的债，官府不闻不问；而行商欠外债，官府就采取非常措施偿还。
乾隆七年一条新闻。浙江慈溪人邵士奇到吕宋附近的苏禄国，骗取采购货款三千七百三十两白银而卷逃回籍，结果被苏禄贡使告发。中国皇帝得悉后雷霆大怒，下旨将邵士奇缉拿归案，但邵士奇已将所骗银两花个精光，家徒四壁，浙江巡抚常安为维护天朝颜面，便从浙江藩库提取银子偿还给苏禄国贡使。
乾隆四十一年的倪宏文案。倪宏文欠英国东印度公司债务，其中五千余两由皇上责令总督李侍尧、巡抚李质颖、布政使姚成烈、按察使陈用敷、粮驿道吴九龄、广州知府李天培、南海知县常德、署理南海知县赵康分摊赔付。最冤的大概要数知府知县，仅仅因为十三行在他们管辖的地界上，知县常德妻死送灵柩回老家安葬仍要赔付。
乾隆四十五年，颜时瑛及张天球欠外商银共达380万两，革去职衔，发伊犁。所欠外债由十三行全体行商赔偿。
清政府这样做不是优待外商，而是事关天朝体面。如《大清商埠》小说中巡抚李湖所说：夷商欠债，是行商与夷商个人间的纠纷；而行商欠夷商的债，就是大清国欠蕞尔夷国的债，有损天朝的浩浩天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