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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之后出版社面临的死亡陷阱

2009-04-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姜革文 我有话说

编者按

汹涌的改制潮已经席卷了整个出版业界。出版体制改革,已经有了路线图,有了时间表,到了2009年更是渐行渐深。完全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游泳,出版单位将会面临怎样的死亡陷阱?改制是双刃剑,重要的是要抓住刀柄。成功无法复制,成长却有章

可循。冷静地认清死亡陷阱,让出版社走得更远、做得更强。

2008年年底,第二批60多家大学出版社转制已经启动,2009年年底前,高校出版社更是要完成转制任务。正如已经完成转制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熊诗平所言,改革道路上磕磕碰碰,很容易就踩到地雷,鉴于此,下期,本版还将推出“大学社改制专题”,对已经转企改制的第一批大学社进行阶段性小结,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困惑,他们采用的方法和策略。请读者关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姜革文

30年前,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总设计师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倡导创立经济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所谓“杀”,就是向落后的生产关系、向旧的经济体制“开刀”;“杀出血路”,乃以血的代价,冲出一条生存发展的道路。今天,从出版社改制的角度重温小平思想,仍然感受到一种灼热与鲜活!

3月6日上午9时,柳斌杰署长做客新华网“两会访谈”,指出:“如果新闻出版业不走市场化发展道路,不进入市场,就会始终缺乏资本,缺乏实力,缺乏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就会逐渐萎缩而不是发展。”我们已经退无可退,我们已经非改不可,否则,整个行业将被市场的浪潮所淹没。

出版体制改革,有路线图,有时间表,到了2009年,渐行渐深。我们期待着改革深处的高潮与精彩。

为了激发出版单位改革的积极性,激发出版社员工的创造性,从中央到地方,在产权划拨、资金筹措、人员配套措施等多方面给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对于优惠政策,宣传得力,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体制改革的另外一面。除了优惠政策,除了政策红利,还有一种非常客观的结果,就是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

所谓退出机制,简言之,就是把垂而不死的出版社送进坟墓。改制,对政府而言是加强宏观调控,变成服务型政府;对企业而言,是强调自主发展,变成市场主体。企业的权利还给企业,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服务的权力还给中介机构,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政府无法大包大揽。过去,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即使垂而不死,仍然能够苟延残息;改制之后,这样的情况将一去不返。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则有开张有关门。从自然规律来看,企业与人一样,有生有死。

从世界范围的竞争来看,如果没有出版社死亡,就意味着腐朽的东西、没有力量的东西大量存在。我们还有什么力量来提升整体的阅读率、来改变出版对外贸易的倒悬状态?

现在,出版社将像其他的企业一样,面临着经济病的威胁。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种经济病容易致死:笨死、折腾死、被同行或者民营出版商咬死。

沙洲之上的租型利润和摊派发行

想当年,清政府丧权辱国地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且在条约中处处写着“大清皇帝恩准”字样。大清国经营不下去,就是落后的体制造成的“笨死”。上个世纪90年代,广西师大出版社将重点难点系列图书广告联系出去,广东的报刊需要广告费,而有些省份的某些报刊不仅不要广告费,还寄来了稿费。

企业的目的就是赢利。事业单位的目的是什么?国务院的条例将其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而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单位不言利是正确的、高尚的。事业与企业,体制不同、目的不同,达到目的的路径也不一样。改制之后出版社如果不转过弯来,不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模式,改变管理、分配等机制,就会随之孕育极大危机:企业无利,只有死路一条。

外在的形势变化,也在逼迫企业转换思维,寻找新路,死脑筋就是死路。租型教材,是很多出版社的命脉。近年来,国家在教材上的投入越来越大;国家买单总量越来越大,教材出版单位肯定利润越来越薄。转制之后,有教材的出版社改变教材利润的博弈方式并非虚言。当年租型最初动因,乃是印力不足。而今,印力过剩,依托各省造货的技术基础不复存在。改制,又将使租型的体制基础同样发生动摇。现在,不少有教材的出版社,已经设立公司或者办事处自己经营教材,个别甚至租型给了书店。对于租型利润依赖严重的出版社,如果不能奋起转型,很快将惊呼“谁动了我的奶酪”。

各种摊派发行,将越变越小。据估计,仅仅依靠部委摊派发行的达90多亿。因为主办单位与所属的出版社尽管改制而未脱钩,因为企业化的出版社将可以使用更加灵活的手段,摊派依然会长期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并非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沙洲之上,随时有可能随着人事变化、政策调整等原因而消解。毕竟,出版社不再是事业单位,不是主办单位的菜篮子。与此类似,系统发行将越发艰难。当下,银行、交通、教育,凡有系统就有系统的图书发行,教辅的准系统发行也依然存在。

改制之前,出版社普遍眼光向上,要政策,要资源;今后,因为上游的资源与政策将逐步减少,需要向下看,向消费者看。无法扭转这种视角的出版社,将面临生存危机。

毋庸讳言,计划性体制养懒了一批人。人脑越用越灵,越懒越笨,出版企业的“笨死”,还因为体制之懒而形成思想之“笨”,思想之“笨”造成毫无竞争力。这其实从反面说明我们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实,不熟悉市场并不可怕,只要积极进取,前途宽广,所谓“出家如初,成佛有余”,可怕的是“习惯性舒服”养成“习惯性懒散”而无法自拔。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思想。”如果一味地安逸和享乐,那么改制的政策,就是“猪栏边”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

内部折腾

胡锦涛总书记说:我们要不折腾。我的理解,就是不要内耗。“折腾”有一个对外经典的翻译,就是“自己使自己退步”。

事业与企业的区别,还在于员工的发展定位不同。事业单位个人的成长主要是职位与职称的升迁,职位与职称是有限制的,容易内部争夺;企业对于职工的肯定更多的是使用经济手段,越能干奖金越高。改制了的出版社没有明白这一点,内部折腾现象就不易改变。当然,因职称职务这些原因而折腾的企业同样有,同样要注意。

折腾,最大的可能性是在企业的领导之间。出版社被折腾,法人代表要负首责。作为法人代表,如果缺乏理想,或者缺乏公平、缺乏执行力,都有可能使得出版的航船偏离航道而触礁。如果这个法人代表是空降兵,难度就更大一些。每个领导的风格、理想、用人标准各不相同,如何与原来的企业进行无缝衔接,难度不小。作为班子副手,如果野心膨胀,认不清方向,认不准定位,盲目自大,内部协调将非常困难,现在的情况是,作为法人代表的社长或者总编,其实无法开掉自己的副手的。还有的折腾是在领导与员工之间。狼有狼的道理,羊有羊的道理,草有草的道理,世界上的事情,大部分不能直接分清黑白,而往往介乎二者之间。这就特别需要大家把眼睛盯着远处的目标,而不是眼前的伤口。曾经有员工把领导的相关事情公布在网上,或者向相关权利机关不停地上访、投诉,最终,企业也就被折腾掉了。

谁是出版社的掘墓人?

其一,改制之后,全国出版格局将发生根本变化,出版社之间将形成更加激烈的竞争关系。我们经常说:狼来了,狼来了,但又常常感觉到“只听楼梯响,没见‘狼’下来”。此次不同,改制之后,各出版社必须在市场上赤膊上阵,自己要养活自己:必须磨砺自己的牙齿!在出版社的四周,原来的同行,都将变成了市场上凶猛搏杀的“野狼”!

改制之后,同行之间的距离将逐步拉开。首先在资金上已经拉开了距离,已经上市的11家出版企业筹集了200多亿的资金。还有一些出版企业等待上市,资金可期。其次,即使是没有上市的集团,也普遍比单打独斗的出版社资金雄厚,浙江出版集团的银行授信额达到10亿人民币。资金实力,就是企业的话语权。出版产业作为影响力产业,资金的话语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

不少部委的出版社,有雄厚的资源。众所周知,我们政府主导资源的能力很强,部门壁垒与地方壁垒也不是三天两天能够化解的。而这些资源丰厚的出版社一旦被适当的机制所激活,又有适当的时间来调控、利用资源进行发展,将能量无限,风光无限。套用一句话:资源雄厚的出版社一旦醒来,将震惊整个世界。

有特色而规模不大的出版社,因为定位准确,也容易立于不败之地。

而中型出版社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政策上没有特别的扶持;特色上则需要瘦身发展,殊非易事。一些没有特色的小型出版社,更是马上面临生存危机。

其二,民营出版商一方面因为体制的原因,还需要依托出版社;另外一方面,又扮演着出版社掘墓人的角色。

根据我们当前的政策,工作室有三条通道得到书号:一是将产品卖给出版单位,取得报酬。版税实际上已经有很大的自由自主的空间,这个空间已经足够让工作室放开手脚来博弈。二是出版单位组建控股公司获得,比如长江文艺出版社之北京公司。三是工作室也就是作者“集”,作者有什么通道,工作室就有什么通道。总之,民营工作室是先进的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总署的领导在不少场合表示,只要是踏踏实实做好书的人,不愁没有书号。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书号作为稀缺资源的改变。因为民营工作室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书号,书号的稀缺性将不复存在。可以参照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音像号价格过万,现在200元一个都无人问津了。

我们知道,美国有7万多家出版社,俄罗斯有17000多个出版社,韩国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出版社数量也过万。出版的资本门槛与技术门槛不高,可以断言,随着政策的进一步宽松,中国内地,将有更多实质性从事出版的机构蓬勃兴起。假设改制之后的出版社没有竞争力,在这样的民主性出版力量的汪洋大海中,能够乘风破浪吗?不可想象。

改制之后的出版社,面临的死亡威胁远远不只这些,比如,还可能被新技术的浪潮淹死、出版社自身膨胀式跌跤摔死。史玉柱曾经列举了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不正当竞争;碰到恶意的“消费者”;媒体的围剿;媒体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主管部门把企业搞死;法律制度上的弹性;被骗;“红眼病”的威胁;黑社会的敲诈;得罪某手中有权力官员,该官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给企业发展制造障碍;得罪了某一恶势力也有可能把企业搞死,比如说他在产品中投毒;遭遇造假;企业家的自身安全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改制之后的出版社,极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

微软的前总裁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半年,这种危机意识,是他山之石。没有不死的人,没有不死的企业。但是,我们可以千方百计找寻长寿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了解哪种情况下容易死亡,然后,进行规避。出版社不死的药方同样很多:内涵发展、专业做强、技术领先、借船出海、资本弄潮、资源整合等等。

改制是双刃剑,我们要抓住刀柄,披荆斩棘。成功无法复制,成长却有章可循。让我们冷静地认清那些死亡陷阱,让出版社走得更远、做得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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