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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葆:沂蒙山人给我最大的影响

2009-04-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在中国不管哪个作家,他不了解人民想成为一个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不管写散文、小说还是报告文

学,沂蒙山人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做人多少要有良知。

李存葆简介

李存葆,作家,1946年生,山东五莲人,1964年入伍,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新时期以来,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多次获全国、全军级文学大奖。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参加改编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获全国第五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另有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与王光明合著)分获“中国潮”文学奖和全国报告文学奖。近几年致力于多种题材的散文创作,成绩斐然。有《大河遗梦》、《飘逝的绝唱》等散文集出版。《大河遗梦》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其小说被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1989年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的二十本世界文学丛书中,收有《高山下的花环》。

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少将军衔。

说山东籍作家,不能不说李存葆。但凡接触过李存葆的媒体大概都有共识:这位直爽、朴实又热情的军旅作家,其实再低调不过,对外来媒体的采访,几乎一概拒绝。李存葆的同班同学朱向前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其时(注:1985年,李存葆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李存葆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成为文学界最为瞩目的明星,以致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学业。每天各大报的采访,各刊物的索稿,各大学文学社团的讲课邀请,各电影厂家或剧团的改编洽谈……有如轮番轰炸,前赴后继,直弄到李存葆东躲西藏,把我和他的两位室友也干扰得不轻,为他推诿搪塞,不胜其烦……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莫此为甚啊……”

不接受采访,但要他谈山东,谈沂蒙,李存葆还是很乐意的。“沂蒙文化是很庞杂的。沂蒙自古就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抗日英雄很多,我在《沂蒙九章》里也谈到像诸葛亮、刘勰等名人都是出自沂蒙地区。”谈起沂蒙文化,李存葆永远都是自豪的口气。沂蒙在旧社会是个很复杂的地方,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的原因,还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这里许多农民生活贫穷,贪官污吏耀武扬威,苛捐杂税太多,常发生暴乱。但是,沂蒙人比较善良。他在《沂蒙匪事》里也谈到了人性的另一面。《沂蒙匪事》是把民间流传的、地摊上见到的故事加以了整合并文学化了。

谈到沂蒙文化对写作的影响,李存葆解释说,自己不是沂蒙山的,是五莲县的,原来属于潍坊,属于崂山山脉,现在属于日照,因为写了《高山下的花环》,有人认为他是沂蒙山人。其实五莲从来不曾划到沂蒙,五莲是建国以后才组成的县,五莲和诸城都属于潍坊,李存葆所在的镇就是革命烈士王烬美的故乡,他是中共一大代表。“现代文学史上的臧克家、王愿坚都是诸城的。”李存葆说起家乡的历史,滔滔不绝:“沂蒙山那边我常去,对沂蒙文化的接触和了解还是给了我一些影响,我觉得沂蒙山人特别具有社会良知,我写过一个专访《70年代青年》,就是写这些沂蒙山人的品质,这都给我很大触动,我想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良知。在中国不管哪个作家,他不了解人民想成为一个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不管写散文、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沂蒙山人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做人多少要有良知,在中国一个作家不了解农民是当不了作家的,在中国任何人向上查祖宗三代大多是农民,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是在民间,文化传承主要还是通过民间。”

在《高山下的花环》之前,李存葆就有近百万字的作品发表,单是诗歌就有500余首。这位作家当初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实在是太偶然了。他说:“我刚当兵时学炮兵指挥专业,军里组织考核时,我得过计算兵第一名。一次团里举办通讯报道学习班,训练队决定让一位能写会画的高中生去。开学那天他生病了,队长就让我去。在学习班学了四天,我写了三篇小稿,发表了两篇―――那时候发篇文章是很难的。从此团政治处便让我转行了。”

当时李存葆很喜欢炮兵指挥业务,并不特别偏爱文学。但是走上这条道路后却一发不可收拾。从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到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以及电影剧本《百年老屋》,有40余次获省级以上文学奖,9次获全国、全军级文学大奖。1995年,李存葆创作的散文《我为捕虎者说》,获全国第一届“韩愈杯”散文大赛一等奖,同时获全军“八一”奖。如果说当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与徐怀中的《西线佚事》打破了军事文学长时期的沉默,标志着军事文学在新时期的集体登场,那么《我为捕虎者说》则标志着李存葆创作上的重大转折,他从此走向了大散文的创作。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王万森、周志雄、李建英合著的《沂蒙文化与现代沂蒙文学》中,对于李存葆从小说转向报告文学,再转向散文创作的“转向”问题进行过深入剖析。“除了年龄的原因,写作时间上的限制(近年来公务繁多,没有大块的集中时间),还可以从他的创作轨迹中找到一些必然性。李存葆的早期创作就显示了他是个思辨强于想象的作家,他不习惯他的老乡莫言那样天马行空地去虚构故事,他的写作都是建立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当年写作《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深入老山前线做专访,然后在大量的生活材料面前虚构了故事。《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是一个建立在实证调查之上的小说。在凝思现实的同时,李存葆习惯考辨古今,沿波讨源。他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大王魂》、《沂蒙九章》,是建立在大量实证调查基础上的文学性“报告”。这些报告文学的成功直接影响了李存葆近十年的散文创作。李存葆是个用写报告文学的方式写散文的作家,小说家的叙事和报告文学的实证思辨造就了李存葆散文的独特性。

李存葆本人则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我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多年编导,写过两个大话剧,本来我是喜欢编故事的,但现在我不大愿意编造了。有人说现在凡是人类能想到的事情都发生了,人们想不到的也发生了。当今的社会太复杂了,一般的小说很难概括。近距离看生活往往看不透,我就先写点历史方面的散文。这样写作能使我更自由一点,理智一点,过几年回过头来编故事写小说,也许效果会好些。”他说:“最终印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伟大的是她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心灵之树上结出的圣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心智果实的长期积累。而最能让骚人墨客思绪恣意飞驰的是散文。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母亲。不论是记、传、书、礼、柬,还是疏、论、序、跋、碑,先人都留下了震古烁今之作。老庄是散文,《史记》是散文,《论语》是散文,《孟子》是散文。散文情感的触角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亲。”

综观李存葆的创作题材,不论是小说、报告文学还是散文,都是敏感的社会大题材、大制作,李存葆几乎没有那种书写自己个人性情的文字。山东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万森认为,李存葆是位有着强烈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不论是他早期的小说,中期的报告文学还是近期的大散文都明显表现出这一点:《高山下的花环》取材于对越自卫还击战,《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写文革历史带来的悲剧,《沂蒙九章》表现沂蒙山人对战争的忠贞与付出,《大王魂》深入乡镇商业经济的崛起过程,《大河遗梦》、《最后的野象谷》、《鲸殇》、《绿色天书》等大散文反思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后的罂粟花》、《沂蒙匪事》追问人性破坏的历史与伤痛。即便是从“斗蛐蛐”、“打虎”、“儿歌”等小处入题,李存葆也会寻根问迹,思考关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

他的散文观是独立于文坛的。新时期以来,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闲适派散文重新风靡文坛,许多作家、学者都加入到记游怀旧、吟咏风月的性灵散文大军之中。李存葆独辟蹊径,将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投入到文化大散文的写作之中。他的散文观与众不同:“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发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开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写散文比写小说付出的精力更大。李存葆说:“将没有呼吸没有知觉的汉字小方块,排列成稍大一点的方块,并鼓捣得活蹦乱跳,明智达理实在不易。假如后人选编今人的《古文观止》,如果当今哪位作家有一篇作品入选,那就很值得庆幸,如果能选上几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家了。”写小说,每天能写六、七千字,写散文每天最多只能写2000字。李存葆说自己的散文都是一句一句“抠”出来的。

他也很关注当代沂蒙作家,比如苗长水的作品《染坊之子》、《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犁越芳冢》等都写得不错,最好的还是《犁越芳冢》。他认为,苗得雨散文也写得比较多,他那代作家是倾向于乡土文学的,把写作当成一种生命方式,非常勤奋。

摄影:成国栋

  (感谢山东师范大学王万森、周志雄、李建英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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