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林 三联书店退休编辑。编辑出版的文史类学术著作有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等。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于1899年初写下了个人回忆录《我史》，叙述其从出生到戊戌变法失败，共计四十年的个人奋斗史。该书于1953年以《康南海自编年谱》为题出版。很快，人们将其与康氏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并称为研究戊戌变法的三大史料。但不久，陆续有研究者指称，《戊戌奏稿》被证明作伪；梁启超称《戊戌政变记》不敢自承为信史；那么，《我史》呢？前辈学人也相继发现此书的多处疑点。由于康有为与晚清政局、思潮间的紧密关联，《我史》的引用率一向很高，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当今学术界很自困的境地：康氏《我史》虽很重要，但是知情者不敢用，不知情者还在随便乱用。
十来年前，刚刚涉足戊戌变法研究的“新军”茅海建教授，面对这部绕不开的亲历者自述和真伪莫辨的矛盾情境，不禁萌动了一个“大胆”的念头――给《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的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期能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厘定，鉴别真伪，重建史实，使之成为读者可以方便利用的一个读本。
此书名作《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显然，作者只对《我史》最重要的部分――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这五年进行注解。采用这种“割裂式”的鉴注，主要是基于：从甲午到戊戌，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也是康有为个人历史的关键时期，更是《我史》的主体部分。这五年的原文约25000字，茅的注释高达80来万字，竟有三十余倍（至于甲午之前的35年，作者计划留待下一步工作）。
全书文献史料引用极丰，既查考了《我史》各种版本的流播、康的大量奏议、文稿，又直接调用清宫军机处、内务府、总理衙门以及日本外务省等处的原始档案，还参用了当时的报刊、文集、日记、书信，对《我史》文本逐段逐句举证笺注。书中直接征引的条陈、奏议达二三百件，直接加注解释并列入索引的人物也有两三百位。用作者的话说，“我的这种般般较真，当然不是与康有为过不去，而是为了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
在“鉴注”方式上，作者也是颇费心机，先将原书分段标记、目录中自拟标题，以清眉目；正文与注释有主有次，互为补充；相关内容设立参见，有详有略；附录人物与奏折索引，以便检索，可以说设计了一个周密的框架结构，层次分明，谨严有序，颇便阅读、查考。
这部80余万字的新著即将与关心晚清政治，关心晚清士人命运的学界内外读者见面，这不仅是作者前书之后的又一项个人成果，也是对50年代以来半个多世纪里的研究先进们以往贡献的一次深度整合与推进。
《导论》中，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在鉴注后对《我史》的基本看法：“当我的工作将要完成时，我却又发现，康在《我史》中所记录的事件是大体可靠的，其之所以为不可信，在于他用了张扬的语词，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夸大自己的作用，并尽可能地将自己凌驾于当时朝廷高官之上。如果用当时的政治术语，即为‘粉饰’。……我的结论：《我史》是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有专家认为，这个意见值得重视。本书的出版，将会实实在在地推动戊戌变法研究继续在存真求实方面取得突破。
从甲午到戊戌，茅海建教授借由鉴注《我史》，展开了色彩绚烂、悲情催泪的的历史图卷――戊戌变法和康有为及其党人乘风扬帆，激情浩荡，庙堂内外波诡云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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