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要有区别于其他产业的评价标准
出版业的价值在行业以外
出版集团老总分三类：做产业,做文化,做文化与产业的结合
激发全民读书热情，政府要做的工作有许多
建设书香社会，
人人有责
不管是“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统一于股份制，对双方都是一个提升
出版主业包括核心层、紧密层与外围层三个圈层
读书报：您一直呼吁应优化目前出版产业的评价体系，更加注重文化因素在出版产业中的价值评估，这也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认同。但产业的经济指标，如销售码洋、资本规模等都很容易量化，而文化价值如何量化？或者说如何使无形的文化价值变成推动出版产业有形的动力呢？
王建辉：《中华读书报》始终关注出版业的文化价值问题,很好。记得几年前对我的一次采访，主题也是高扬文化的理想。前几天，另一家媒体也给我一个有关文化的采访提纲。看来，大家都注意到目前出版业在文化层面出了一点问题或者偏差。
我们目前做的产业评价中确实存在重产业轻文化的问题。也确实为人诟病，前几天与原副署长桂晓风同志通电话，他也提到正在做的出版社评估中，资产在评估中的权重太大。文化产业毕竟不同于其他产业，要有区别于其他产业的评价标准。
文化价值如何量化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要有一个课题组去做专门的研究。今年初，我在《出版科学》上发表过一篇《出版业评价体系创新的五重关照》，不久前见到人大出版社的周蔚华,他说准备让研究生沿着我那篇文章的思路,去做硕士论文。我觉得，总会有办法找到一些公认的东西，比如，出版社的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的能力，出好书的能力，在国家三大奖中所占的比重，品牌价值与社会影响力评价，读者影响力指标（如三联书店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等等。
如何使无形的文化价值变成推动产业有形的动力，也是难题。出版是吃文化饭的产业，对文化价值的认识就显得更重要。文化价值的转化，一是向产品本身转化。中外出版企业的成功范例都昭示：产品（传统是图书，今后将包括各种形式的内容产品）的文化价值决定了其市场价值。当然这里的文化不仅指高雅文化或者学术文化，但一定是某种能够激发人们精神需求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文化的价值，文化的力量。所以，只要出版社的管理者认真去探索，不断发掘出潜伏于市场之中、未被注意的文化价值，就能开发出带来真金白银的文化产品。
实现文化价值的转化，二是要向企业管理转化。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具有一种高人一筹的企业文化。成功的企业文化肯定能带来巨大的财富。这个是实践证明的。中国出版业目前还比较缺乏高水平的企业文化，毕竟刚刚从事业体制转变而来。但大家也都在努力打造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比如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就确定了“崇文、惟诚、务实、创新”的理念，随着这些理念成为员工的职业原则，企业文化也就转化成促进发展的动力了。因此，文化是一种生产力，而出版产业的职责就是把文化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无论出版产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出版企业也只有围绕文化价值才能生存、发展。
出版业的价值在行业以外，这个观点也很重要。在为世纪出版集团十周年华诞举行的“转企改制后中国出版集团建设高峰峰会”上，陈昕同志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很赞同，我有这样的想法，陈昕同志形成了文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袁隆平的关于水稻的书，是亏损的，但这本书所总结的水稻培育理论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却极其巨大。
读书报：目前各地出版集团都在谋篇布局，大有合纵连横之势。但我们发现其中也有注重资本运作而轻视出版核心――内容资源整合的倾向。您对此有什么样的思考？
王建辉：近段时间以来，国家对出版的政策导向是做产业，必定会有以资本为中心的运作方式的出现,这对于出版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在有关出版集团的运作上,不同的掌门人有不同的思路。我给出版集团老总分三类：做产业,做文化,做文化与产业的结合。他们有代表性的三个提法：“做战略投资者”；“做中国的文化脊梁”；“市场眼光，文化情怀”。
我个人认为，出版做产业的最后趋向，一定要回到文化，这是落脚点,不然“此路不通”。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文化是内容，产业是载体；文化是方向，产业是动力。出版产业是文化与产业的融合。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坚持出版产业的文化方向，遵循产业的基本规律，“以全流程，新媒体，大视野”为产业发展目的，追求成为中国最有特色、成长性最好的出版传媒集团。
读书报：最近，温总理在世界读书日期间视察了商务印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单位，强调“不读书的民族没有希望”。但是，目前中国普通民众的读书率却持续偏低，形成了“下冷上热”的局面。而出版业又是一个消费导向型的产业，消费者读书的多少对于产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您认为激发全民读书热情、促进消费者购书，政府、出版机构和消费者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王建辉：近来有几次关于温总理谈读书的报道，我都认真看过。“我愿意看到人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国家领导重视读书，让我们很感动。
激发全民读书热情、促进消费者购书，政府、出版机构和消费者各有职责，但首先是要提高认识，读书与图书消费，不是一个出版业的问题，全民的阅读水平是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政府要做的工作有许多，拣主要的说，一是广泛号召与推动，如建立全民读书日，开展全民读书月活动，建设农家书屋等等，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已在致力于这些方面的工作。二是国家机关与领导干部带头读书,引领全民阅读,报载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启动，主题是“强素质，作表率”。广西区书记郭声琨向全区领导干部赠书并写推荐信，指出读书应当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充实更新知识的重要方式。三是要创造一些具体的条件，我想甚至于在公务员的工资结构中，设置一个确实能用于读书的书报费，不是一种变相补贴，也许会有相当的推动。
出版者的责任从内与向外及其结合看，是三个层次，一是向内提升书业的出书能力，要出更多的好书；二是连接内外让读者知道有好书，并打通好书与读者面见面的通道；三是向外承担更多更好的责任，作为建设阅读社会的源动力之一，做更多的呼吁与实际的工作。
消费者的责任，一是明确书香社会的建设是全民的责任，人人有责，多读书读好书，关系到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二是自我提升阅读自觉与水平，读书好，读好书，应当成为文明的社会风气，这样提高国民阅读率才有保障。
读书报：民营书业日益走上前台，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些学者的担忧。大家认为，民营书业总体注重短期经济效益，忽视长期的社会效益，许多图书产品都是浅阅读、快餐阅读的内容，缺少文化深度和文化积累。随着民营书业与国有出版业的进一步融合，会不会使我们的出版业变得更加浮躁和急功近利呢？
王建辉：你对民营书业的总体判断是八九不离十的，但也有一些民营书业开始在做文化或者说做与文化的结合。所以，说他们是新文化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有道理的。
国有与民营确在融合，这种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民营在合作中也由被动开始变为主动，主动寻找合作，而且向更高的形态也就是资本合作形态走，这样的例子比较多。我个人认为这是书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随着民营书业与国有出版业的进一步融合，更加急功近利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主体是向国有靠，由于融合一般是国有控股的形式，国有企业的控制力会加强，融合后会向更多的文化内容靠。所以，应当鼓励这种融合，这也是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一种好形式。
读书报：最近有学者撰文惊呼要防止出版业的“国进民退”，对民营书业被国有大集团吃掉忧心忡忡，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王建辉：文化产业的“民进国退”或者“国进民退”问题，近来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我个人看法，这个状况有利有弊。好的方面，都是为人民服务，假定这个“民进”的导向是正确的，能够成为我们国有出版业一种强有力的补充，就是好的，是新文化生产力的代表；但是，“民进”如果有害，挖了国有的墙角，那就是弊。“国进”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国有控股，但“国进”不一定就“民退”，民营书业机制灵活，即使国有控股，可能使他们如虎添翼，民营股份加速壮大。所以，不管“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最终都统一于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形式之下。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民营成份也进入股份，对双方都是一个提升，这是一个进步。
读书报：随着新一轮出版集团上市融资热潮的来临，出版业主业和辅业关系又一次被人们关注。有观点认为，出版集团是靠主业赚名，辅业赚钱。还有人提出，一些出版集团的主业份额在减少，辅业才是支柱。更有人认为，个别出版机构只是借着出版的名义上市融资，而主业已经名存实亡。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一直以来的战略都是“主业突出、辅业强劲”。这个战略在目前的上市融资热潮下有什么新的意义和价值？
王建辉：近年来在出版界确实一直有主业与辅业之争，这是出版集团化运作后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我也确实听到负有相当责任的老总们有关“主业赚名辅业赚钱”的说法，也确实是当前出版业的一种现象。
几年来我们长江出版集团都在坚持“主业突出、辅业强劲”，也取得了初步的成绩。我常说出版集团何以名之，就是因为他是做出版的，核心是做书的。
上市公司一定得是主业公司。上市后对主业的要求更高，原则上都要围绕主营业务开展经营，股民对于上市公司的期待是他的主业，给股民建立信心的也是它的主业状况。有时我也在想，中国这么多出版集团在争取上市，在中国图书市场不能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出版上市公司主业盈利能力如何上去，上不去又怎么办？这确实是个大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破解。
什么是主业可能也有一个新的界定。在集团内外，我就听到过有同志对到底什么是主业的诘问。比如我们集团对于主业的认识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刚开始只认同出书是主业，我们面临不抓主业的指责，用了几年的时间开始认同印与发是主业，报刊也是主业。
我想对出版主业做一个这样的分析，它包括核心层、紧密层与外围层三个圈层。出版主业核心层是出书，你的出版做得好不好，最后要以出书作为标志。紧密层是以书来扩散的，如印、发及报刊，尤其是新媒体之类，外围层是与出书相关联的东西，如出版外贸之类，纸浆贸易等。出版主业在国内的地位的衡量是核心层，主业影响力最终是图书。
读书报：除了文化价值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出版业未来的发展？
王建辉：最近我正好在思考类似问题，并写好了一篇《影响未来中国出版格局的四大博弈》。不知你是否有兴趣看看。
读书报：我们和读者都期待尽快在本报业界版拜读到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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