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对新政治的想象

2009-06-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如与会者一致认同的，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生发出对于一种新政治的想象。而要激发新的想象力，首先需要重新思考和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而“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理论可以使研究者更容易进入社会主义历史的脉络内部。“去政治化的政治”是汪晖教授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后来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一文中进一步地理论化。在这次会上，这个概念被反复提及。“去政治化”中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者国际政治总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理论辩论、路线斗争和社会运动，也就是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相比于“后革命”等概念，“去政治化的政治”涉及的是更普遍的范围。不仅在发生了革命的国家有去政治化的现象，就是在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在今天也同样经历了去政治化的过程。如汪晖教授所指出，20世纪的政治试验，无论是暴力革命的形式，还是议会民主的形式，还是所谓第三条道路，都在政治的问题上发生了危机，都面临去政治化的问题。任何一个简单按照某个政治模式进行社会试验，都会是危机的重复。

依据这个理论工具来观察中国六七十年代的革命实践，会发现在这段历史时期既有高度政治化的一面，也有自我否定的即去政治化的一面。要拓展对新政治的想象，就需要在动态的历史中把握那些高度政治化的实践。汪晖教授认为我们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分析它的矛盾性，矛盾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如果没有这个区分，衡量历史就会发生困难。他指出，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是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过渡，以《资本论》为典型，讲述客观性的进程。另一个是，在中国，第三世界，包括今天的尼泊尔拉丁美洲，所有的激进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一个运动是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的，因此它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又是带有极大的政治性。这个政治性就是说它不是可以一般地从客观条件上来叙述的。它出现的问题存在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但是要衡量它分析它的困境的时候，却不能这样来叙述，不能说五六十年代的建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客观性的分析是清晰的，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界定这样一场社会主义试验，它的政治性在哪里。否则，在今天这样一个语境下，方向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提出来，因为我们确实都在一个客观的资本主义的逻辑里面。所以在今天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要为当时的问题辩护或者否定，而是要分析这个历史运动，并重新政治化。比如说对于集权主义这个概念，要分析集权的现象是普遍的，并不在于它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并不总是代表国家，说毛泽东组织了群众，并不代表这就是国家组织了群众。因为在国和党的这个纠葛里面，领袖和党的关系不是统一的，领袖和国家的关系也不是统一的，政党和领袖之间是有断裂性的，离开这一分析，来讲述社会主义的实践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把这个放弃了，我们就无法总结什么是社会主义遗产，也就无法想象一种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