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以基层民众为主，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用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来质疑这一现实，并持续地干预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军事等等领域的非社会主义乃至反社会主义的现象，创造了民主生活会、四大自由、人民来信制度、鞍钢宪法、教育革命、人民公社等等行动模式和表意符号。王晓明教授将这些行动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称之为“社会主义激进文化政治”。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重要的就是要对国家本身进行反思，弄清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对抗应该发生在何处，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展开反抗等等。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也指出中国革命始终纠缠在共产主义和现代化的双重议题之下，但她特别强调新中国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以及面对冷战封锁的敌对环境这一历史事实，即特别重视中国当时的特殊历史境遇，并在这个前提下来考虑国家机器的膨胀问题，对于集权、官僚阶层的扩大等等也都应以这种方式来衡断。以民主为例，戴锦华说，民主当然是集权的反面，但具体什么是民主，是不是就是代议民主，如果不是，那就是人民民主，但正是在“集权”的制度之下我们有过人民民主的一定程度的实践。
鲁索教授认为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社会主义在原理上包括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可能最根本的一个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激进的思想和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而是去政治化和反去政治化的一个矛盾。的确，国家本身是去政治化的来源，但更根本的是去政治化和反去政治化的矛盾。对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反去政治化的斗争，同时也要用这个新的概念去理解过去的政治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