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青年》为代表，五四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文化姿态，它的文化不同于晚清开始的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在晚清，文明概念是非常物质性的。五四文化运动一个基本背景是共和失败、袁世凯复辟、共和政治处在高度的危机当中，《新青年》直接就是针对共和的失败而来的，它表现了对于共和价值的忠诚，而不是对于共和本身的忠诚。当时共和国存在了，但共和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新青年》主要的作者群是站在共和的价值上试图超越实际的共和的国体和政党形态上的，所以他们说不谈国体和政党，而要谈文化。这里的文化当然都是政治性的，他们涉及了劳工、人口等很多社会问题。通过对共和政治的批评，表达了对于共和价值的忠诚。表面上对政治不介入，但展开的问题都是政治性的，而且为现代政治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说五四为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其实也为其他政党和主义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没有五四，没有其他理论的完成。比如保守主义在晚清就开始了，但是它要到五四之后才能完成理论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出现了新的政治主体，共产党，青年党，国民党，以新型政党为核心的主体登上历史舞台。对共和的忠诚造成了新的主体，这是新的后果。
五四最大的特点是要在一个非常落后的环境里建立先进的文化和政治，这是它整个的主体性所在。这个创造性是要通过文化运动来实现的，所以五四对文化的界定不是人类学的概念，不是法国和德国的culture或者civilization，而是movement，是运动，是在运动当中来创造一个新主体。参与五四的群体是非常多样的，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但因为它是一个政治过程，一个产生新的政治目标的过程，不是认同一个既定的什么东西，所以它产生出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认同就构成的。它是政治性的，但又是通过对于政治的否定达成的。新型的政党政治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召唤的后果，而不是其终结，也不同于它的过程，是运动的序列性的后果，不是预先设定的。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学视野中的五四，在这个意义上，这同时是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文化本来就包含了政治，所以根本谈不上政治终结了文化，政党政治是新文化运动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