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元白与墨家

2009-06-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士林 我有话说
关于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一般的看法是把它们划入儒家诗学。这是不对的。孔子论诗,最看重的有两点:一是它对普通百姓的教化功能,二是在政治外交场合的“即兴发挥”,在前者是所谓的“诗教”,后者则把诗的功能狭隘地等同于一种政治修辞术。一句话,孔子的诗学都是替“大人们”考虑的,而与一般的草芥之民
无关。

元白新乐府的主旨,即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尽管这里也有“为君”、“为臣”的说项,但与儒家诗学的“美盛德之形容”、“劝百讽一”(即在说了一百句好话之后可以附带上一句逆耳之言)、“为贤者讳”完全不同,它更直接地表现为对统治者的“刺”与“怨”。以白居易盛赞的张籍讽喻诗为例,“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不是一般的百姓,而是最高统治阶层成为“教化”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士大夫,在元、白等人那里尽管也有教化匹夫匹妇的职责,如“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但如果仔细认真地读元、白的《秦中吟》、《新乐府》等,则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还是要为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普通百姓“鼓与呼”。此外,如果说儒家诗学在后代越来越转移到“吟咏性情”的审美方面,那么它也是元、白坚决反对的,所谓的“为物、为事”而“不为文”,向人们表明的就是他们要求文学要有用于天下百姓,要反映民间的疾苦,而坚决反对它成为文人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游戏。

倘若再继续深究,元白新乐府与墨家的相关、与儒家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

首先是在文学的功能上。文学有什么用?这是实用理性过于发达的中国民族一直苦恼的问题。如果说儒家的基本看法可以韩愈的“文以载道”概括,那么元白新乐府则直接地继承了上古时代的“以观民风”。所谓“以观民风”,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了解民情”。它在上古社会是一种文化制度,即采诗官通过采风民间获得民间信息,而天子则通过观看经过大师处理后的地方歌舞,得知自己统治上的得与失,以便及时纠正或调整政策。“文以载道”与“以观民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理念是儒家的三纲六纪,韩愈重提它的目的在于强调君臣、夷夏、贵贱之大防。而后者的核心则在于“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尽管“以观民风”在多数文献上隶属于周代,表面上似与儒家关系密切,但由于“以观民风”的主旨在于了解民间的生活状况,因而毋宁说它与关心普通百姓衣食住行的墨家思想更加一致。后代仿此设置的乐府机构,也是要在社会上下两层之间建立一个信息交流渠道。元、白把自己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歌命名为“新乐府”,其寓意也正在于此。白居易在一道奏章中曾建议设立采诗之官,“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白香山集》卷四十八)元、白二人也身体力行,他们的《新乐府》与《秦中吟》,都是属于向上层社会反映民间疾苦声的。

其次是在文学的内容方面。新乐府最关心的不是上层政治的“善”与“恶”、“忠”与“奸”,而是“伐薪烧炭南山中”的樵夫或“归来收得牛两角”的农夫;不是普通百姓如何在精神上“变化气质”、“进于礼乐”,而是他们如何才能吃饱穿暖的形而下问题。就此而言,元白完全不同于儒家诗学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与墨子三表法的“下察百姓耳目之实”十分一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过去人们一般都把它当做儒家的东西,其实不然,与儒家的文章关心政治结构中的权力秩序与道德主题不同,元白新乐府直接表现为对普通民众的物质层面的初级关怀。因此,不是儒家津津乐道的“不食嗟来之食”、“饿死事小”,而是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才成为元白新乐府的主要诗题。在其中最容易发现的是墨家的尚同、兼爱、节用、非攻等哲学思想。如果说他们比墨家稍微多了一点什么,那就是由于已不再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而多了(一):对自己不劳而获的自责,如“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以及(二):对“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衣》)的良好愿望。它们与大禹那种与民同甘共苦相近,而与儒家讲的劳心劳力之说迥然不同。

再次是在文学的形式上。这里要更复杂一些。因为都属于实用主义,所以在轻视艺术形式、反对唯美主义这一点上,儒墨两家表面上极相似。但正如韩非子说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一样,由于元白新乐府貌似儒而实出于墨,他们与一般儒者之论诗的差别也显而易见。如在反对形式主义这一点上,儒家借口之一是“作(风花雪月)诗妨道”,即反对“文”是因为它损害了主体的伦理之质。而在元、白则是因为不反映现实的“虚文”在悲惨世界中制造了平安无事的幻觉,它间接地损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口腹之欲。与儒家提出“文必秦汉”的策略不同,元白新乐府的第一原则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它正是墨家“食必求饱,然后求精”思想主题的回响。元白与墨家当然也有微妙的不同,如果说墨家要批判的“文”主要是指“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而害事”的政治制度,那么在元白要清算的则主要是“嘲风雪、弄花草”的非实用主义文学,这是“现实批判”与“文化批判”的不同。

最后还有一点,如果说墨家“节用”等思想作为对儒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补充,一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那么元白新乐府作为一种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自我批判,其影响也是格外深远的。它不仅使《国风》中的悯农、劝农桑、反战争、反徭役等现实主义母题得以发扬光大,对后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与生活道路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如郑板桥就因为“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屡欲烧去”他的诗稿。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