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前沿》一书包括“经学研究”、“思想史讲座”、“思想史研究”、“思想史方法论”、“出土竹简与思想史”、“经典与诠释”、“西方汉学研究”、“学术会议纪要”、“人物与思想”等栏目，再现了《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对经学思想史、经典解释学、简帛文献学三大学术热点的高度关注。今年4月中旬，赴徐州参加“首届孟学（国学）高层论坛暨中华母亲节促进大会”，承蒙已经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教并兼任《国学学刊》编辑部主任的梁涛惠赠一册。回来后，翻阅了好几遍，深受启发，尤其对“前沿”背后的三个“细节”倍感伤怀，甚至接近于心酸。
第一个“细节”出自《中国思想史前沿》第21~22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余敦康在《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一文中说的一段话：
我现在七十多了，回顾我走的道路，这一辈子不断地画逗号，始终不能画一个句号。现代文学馆找了块大石头，上面画了一个逗号，表示现代文学从鲁迅到现在一直是逗号，没有句号。那么我们搞哲学的人，能不能画一个句号呢？我就是不断地画逗号，这就感到一种悲哀。这个悲哀也涉及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哲学和哲学史、思想和思想史的问题。我问我自己，我搞的是哲学还是哲学史呢？搞了一辈子，无非搞的是哲学史，没有搞哲学。搞思想也是，我们搞的是思想史，不是搞思想。就我来说，我没有哲学，我没有思想。人生的悲哀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悲哀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50年代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绝对不要狂妄地想做个哲学家，你只能做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宣传者。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谁想在班上做哲学上的发展，一个个都被批了。我们现在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定位。我反复考虑了，我一辈子一直画逗号，不断地画逗号，无非是做一个哲学史家，还不一定做得成哲学史家。
1930年出生的余敦康，主要著作有齐鲁书社1991年、方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何晏王弼玄学新探》，以及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一位毕生研究玄学、易学的知名学者，七十多岁了还只是说自己在画“逗号”而不是画“句号”，这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难道仅仅是――不承认自己做的是“哲学”，只是在做“哲学史”，或者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顶多是个“哲学史家”？难道仅仅只是这样一份“谦虚”抑或“自嘲”？
第二个“细节”出自《中国思想史前沿》第239页，是梁涛在《后记》中说的一段话：
在当今中国人文学科中，思想史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无论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还是七八十年代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近代思想史论》、《现代思想史论》，以及最近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都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史“三论”，与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相呼应，影响了一代青年学人，我也是在那时因读了李先生的著作而走上思想史研究道路的。思想史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学科本身，而受到了人文学界及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往往喜欢涉足思想史研究，尤以文学为多，思想史可谓“风光无限，人丁兴旺”。但在体制内部，思想史学科却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思想史属于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专门史，与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等学科相并列，在重视实证的历史学界向来被视为非主流，而更多地被等同为哲学，研究或对思想史感兴趣的学者虽多，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学会，没有一个专业刊物，更多地是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下栖身度日。以我曾经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而言，所办的两个刊物却是《中国哲学》和《新哲学》。
无数的人喜欢读“中国思想史”的书，可它作为一门“学科”，至少心里有着说得出但现实中却摆脱不了的两大悲哀。其一，玩的明明是“思想”，但在学科体制上隶属的却不是“哲学”而是“历史学”。其二，由“历史学”主管倒也无所谓，可又历来倍受歧视，说你不搞实证，言外之意就是你不务正业，败坏了门风。
第三个“细节”出自《中国思想史前沿》第218页，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在《直道而行坎坷路――恩师岱年琐忆》一文中说的一段话：
1962年，张先生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可以参与教学，但是不能发表文章。1966年文革一来，摘帽右派还是右派，抄家后被勒令搬到小房间去，先生只好卖掉四辆手推车的书和沙发、书桌，挤进一间半小房子中。我们到北大时，先生已经住进蔚秀园。在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当局促。先生是一介书生，没有行政职务，又没有政协委员之类的荣衔，所以住房条件一直相当差，与他的学术地位、贡献和资历完全不相称。后来，先生住进了五十多平方米的中关园新楼房。两间向阳的卧室，先生和师母一间，儿子和儿媳一间，先生的书房就在背阴的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中。房间中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就占了大半，剩下的地方只够一个茶几，两张椅子。客人一坐下，几乎与先生膝盖相摩，不得不“促膝谈学”。记者来照相，发现屋子太小，无法取景。盼啊，盼。2001年，先生终于搬进了北大和清华在蓝旗营新盖的院士楼。大家都庆幸，先生总算活到了这一天。这年先生92岁。第二年，我和妻子利亚去看望先生，看到先生的住房终于得到了改善，心中稍感欣慰，但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张岱年先生生于1909年，卒于2004年，享年95岁。记得郭一曲读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时，登门拜访过张岱老，后来在《粤海风》2000年第4期发表了《陋室之中访大师》一文。郭文的“陋室”，指的是五十多平方米的“中关园新楼房”。可这个时候，20世纪过去了，21世纪来临了，张岱老已经九十多岁啊！从一间半小房子到蔚秀园的30平米，从中关园的五十多平方米到蓝旗营的院士楼，时光竟然一晃就走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刘笑敢笔下的这部“张岱老住房史”，最让人不是滋味的正是“盼啊，盼”几个字！
从19世纪的黑格尔到21世纪的德里达，都说过中国有“思想”而无“哲学”。古代的情形这里存而不论，单说现在。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哲学”，看看余敦康的说法――“50年代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绝对不要狂妄地想做个哲学家，你只能做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宣传家”，你就会明白这种“精神体制”有多厉害，而且至今依然。“思想”未必等同于“哲学”，“哲学”的则必然是“思想”的，看看梁涛的说法――中国思想史学科“在重视实证的历史学界向来被视为非主流，而更多地被等同为哲学”，你会觉得这种“学科体制”简直就是在乱点鸳鸯谱，以致弄得“思想”不像思想、“哲学”不像哲学，人不人鬼不鬼的。说极端些，即便有人不拿“精神体制”、“学科体制”当回事，那还有“物质体制”足以制裁你，这就是刘笑敢所说的“先生是一介书生，没有行政职务，又没有政协委员之类的荣衔，所以住房条件一直相当差，与他的学术地位、贡献和资历完全不相称”。
尽管我一直肯认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既有思想、也有哲学，但我同样得承认：历史积淀如此丰厚的中国，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却未能为世界贡献应有的“大思想”和“大哲学”。原因何在？就是那个“精神体制”，那个“学科体制”，那个“物质体制”吗？唯唯，否否。读梁涛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前沿》，本来想就经学思想史、经典解释学、简帛文献学三大“前沿”谈些读后感，没想到最感喟的反而是这样几个背后的“细节”，“背后”的东西。但愿没有“泄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