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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出版60周年奥威尔最后的斗争

2009-06-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1941-1943年,奥威尔在BBC工作两年,节目内容出众,播音水平却遭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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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8日出版的首版《一九八四》。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这平凡的开篇,引出不平凡的伟大作品。1949年6月8日,乔治・奥威尔冷酷的光辉著作《一九八四》出版,成为最具20世纪特色的文学经典之一,影响极其深远。60年后的今天,即便世易时移,它仍然常读常新,不断唤起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故从不失其重大意义。

英国多家大报连日来刊文纪念。《独立报》采访了包括安德鲁・莫申、菲利普・普尔曼、露丝・兰德尔和特里・普拉切特在内的多位作家,畅谈《一九八四》及奥威尔对其个人的影响;杰里米・帕克斯曼则在《每日电讯报》撰文,大赞奥威尔的散文水平。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值得转述的纪录。

BBC档案

英国广播公司(BBC)日前在其网站上公布了19份奥威尔档案――二战期间,他曾在该台东方部全职工作两年。《泰晤士报》从中挑出一份备忘录,系BBC当年主管海外业务的JB・克拉克写于1943年1月19日,文中对奥威尔(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的播音大为难过,指其语音单调而毫无生气,并建议将他调离一线,不准再碰麦克风。

奥威尔的播音没有录音存世,但同代人无疑对他干巴巴的语音颇有印象。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被子弹击中咽喉,弹孔犹存。他又是老烟枪,且患肺结核多年,讲话之无力可想而知。其传记作者大卫・泰勒也披露,奥威尔总想掩饰自己的伊顿口音,遂故意用听起来不那么精英的“河口音”讲话。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回忆,屋里要是人多些,奥威尔的讲话就听不清了;如果置身嘈杂的晚会,他索性啥也不说。

档案显示,1942年10月,奥威尔致信大诗人TS・艾略特,请老前辈来台里做节目:

  “带上您能弄到的一切食物,再带条毛巾――您还需要厚靴子和雨衣。”

BBC此番公布的档案中,还有奥威尔与台方入职谈判期间的信函。布莱尔先生在信中要求得到作为“乔治・奥威尔”能够拥有的言论自由,而不受限于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BBC战时的宣传宗旨,以免文名受损,被战友弃作“叛徒”。

奥威尔是有名的左翼人士,一贯秉持反帝立场,显然与英国当时的东方政策、特别是其印度政策不合拍。

BBC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他仍然在1943年9月递交了辞呈,理由既非嗓音难听,亦非受到台方审查,而是由于认识到“我正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公众的金钱于无结果之工作。我相信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英国对印度的宣传广播乃几无希望的使命”。

人生苦短,他更大的愿望是早点远离体制,回家写小说,写他的《最后一个欧洲人》,即后来的《一九八四》。

与死神赛跑

离开BBC之后的几年里,奥威尔家中变故丛生:收养幼儿理查德,却在手术台上因麻醉事故失去爱妻,但《一九八四》的写作已经断续开始。1946年5月,奥威尔坐上火车,逃离伦敦,一路北行,抵达内赫布里底群岛中的朱拉岛,《观察家报》主编大卫・阿斯特借给他一处岛上农房,供他专心写书。

他不到43岁,却已丧偶一年,鳏夫带小儿。孤独及恐惧,驱使他连续向漂亮女青年求婚,甚至以对方能尽早做寡妇,享受版税遗产为诱饵,却均告失利。他已因肺病而咳血,又不想人知。以他的性格,苏格兰偏僻的怪石小岛看似合适的遁世、疗伤与写作之所在。

罗伯特・麦克鲁姆(RobertMcCrum)刊文于6月10日的《观察家报》,重引《一九八四》的开篇:“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麦先生感叹,这水晶般的句子背后,实有常人难以想见的艰辛。若找来奥威尔的手稿,一看即知。纸上不同颜色的墨水,难以计数的修改与重写,无不指证作者心底的狂潮,时刻在拍击着他,强迫他笔耕不息。

朱拉岛上的生活何其死寂,又何其凶险!以他的肺痨之身,应该南迁疗养,而不是北行卖命。1946-1947年迎来了几乎20世纪最冷的冬天。彼时之英国,正挣扎于战后之大凋败。肺流血心也流血的作家,独处荒凉的外岛,还要自托使命,以纸笔预言未来的梦魇。西班牙内战,二战的浩劫,哪一样不是极权的血光之灾,此时一股脑涌上心间。

但他决定卖掉这条命,为了小说。再不写这故事,他将永无可能。他与死神缠斗,在纸上死嗑。他可以把命给对方,但要先让那小说降生。

在《我为什么写作》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写书是一场可怕的、令人力竭的斗争,好比与病痛的漫长较量。如果人未被心魔驱策,对它既不能反抗,也不能理解,便永不能承担此事。说这心魔与婴儿号啕以求注意的本能同源,亦无不可。而非经长久苦斗,消弭个性,便无法写出可读之物,则亦谓为信然。”

麦克鲁姆说,奥威尔简直自寻绝路。朱拉岛上的老屋建于崎岖乱石的空隙,四间逼仄小屋,生活几近原始,没电,也没电话,烧饭用卡乐气,取暖用泥煤和石蜡。一台电池收音机是他仅有的与外界单向联络的工具。

他来到岛上,只带一张行军床,一桌二椅,少许锅盘。斯巴达人的简单生活,只令他专注于工作。当地老乡记得这位布莱尔先生:瘦高个儿,面无血色,脸带忧伤。他仍旧吸烟――不是香烟,是用粗黑烟丝手卷的大炮,一干起活儿来,室内空气便污浊不堪。他在其中隐现,恍如雾中的饿鬼。

但工作进展顺利。1947年7月底,他致信其出版人,已完成初稿,后又称再需六个月打磨。不料他与幼儿及亲友泛舟海上,意外翻船,幸无人溺亡,奥威尔的病肺却被冰冷海水所伤,随后两月,他陷入重病,却狂热地投入誊改工作。打字机在荒岛老屋里乒乒乓乓响着,终日不停。真要命啊!11月,他终于瘫倒在床上,“病的要死,”他在信中说。

阿斯特从美国弄到了链霉素,寄往奥威尔在海尔麦斯的医院。1948年3月,肺结核的症状一度消失。就在准备出院前,他收到出版商的催稿信,要求他务必在12月前交稿。事后证明,麦克鲁姆写道,这封信等于“又往他的棺材上钉了颗钉子”――奥威尔死定了。

他回到朱拉,继续改稿。由于无法坐在椅子上工作,他索性抱着打字机上了床,并写信告诉阿斯特,自己正在核战争的阴影中,“与这本该死的书做最后的斗争”。

这是不顾一切的、有去无回的战斗。11月中旬,他几乎已无法下床,却拒绝友人的帮助,执意亲手打出最后一稿。冬天近了,大风从海上来,吹摇着他战斗中的小屋。1948年11月30日,他打完了最后一页。

只剩一口气的奥威尔离开朱拉,重新就医。“我本该两个月前就来的,”他告诉阿斯特,“可我想弄完那本该死的书。”

他确实来晚了,医生回天无术。等待与死神履约的时候,天堂的荣光洒在他身上:1949年6月8日,《一九八四》在英国出版,五天后在美国上市,并立刻被视为杰作。

年轻的新妻也到手了。1949年10月,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奥威尔迎娶了31岁的索妮娅・布朗奈尔。

幸福的白驹飞驰而过。1950年1月21日凌晨,46岁的奥威尔肺动脉突然迸裂,造成体内大出血。护士来看他时,他已经死在了病床上。

此时,索妮娅正在城中酒吧,与老情人卢西安・弗洛伊德等人聚饮。1980年去世前,她长期为此内疚。

首版39年后,董乐山译《一九八四》由花城出版社首次公开发行中译本。

无需在此重述《一九八四》构建的可怕图像、书中广为流传的新创语汇,以及此书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但我们必须要向偏执而自虐的奥威尔,向他朱拉岛上的最后斗争脱帽致敬。

董译1988年版《一九八四》的结尾:

  “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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