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新教育并非20世纪才开始，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已起步。时论认为，“吾国自发捻荡平之后，尔时当事诸公，实已徵窥旧学之不足独恃”。但几十年后新教育未见大效，国势却已急衰直下，迫使“造就普通国民”的教育必须同时成为“救亡之教育”。旧秩序的失范，给民间文化教育带来一定发展空间。商务印书馆就在这蓬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开创教科书编辑范式
商务印书馆始创于1897年，初建时侧重印刷业务。1901年编译所设立，蔡元培任所长，自此营业方针发生改变，开始编辑教科书。苏报案后蔡元培离沪，张元济接任所长。他和高凤谦、蒋维乔等人勉力筹划，编辑方法上改变原来的包办制，“采合议制”，在1904年后陆续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新式教科书，统称为“最新教科书”。
此前，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已产生相当影响，但正如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庄俞所说：“只有我馆的“最新教科书”是依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各科俱有的，所以独步一时。”商务教科书独占天时，严格按照学期制度成书。庄俞认为这种按学期制度编辑的方法，“实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纪录”。
“最新教科书”包括供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用三类，与“癸卯学制”的学级划分相称；此前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只在小学教育界“盛行一时”，规模自是不及。然而编辑蒋维乔在1935年就已慨叹，“方今回忆此最新之教科书，已是最旧，且欲觅一全部而不可得”，如今更难见其全貌。不过根据今日商务的资深专家汪家熔先生的研究，这套教科书“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我国小学教科书课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这套书学科齐备、内容优良、容量合理、选材周详，超过了同时代的学堂教科书，成为一时之选。
从出版史、书籍史的角度看，“最新教科书”的最大特色在于编辑周详。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套书籍像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和商务“最新教科书”这样突出“编辑大意”，对书籍的适用对象、学习进度、语言难易、内容选材、版式设置诸方面均有详细说明，这种形式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国书籍编辑的新时代。“蒙学教科书”科目简略、市场占有量相对较小，“最新教科书”则编辑更为完善，影响较大。这种编辑范式，此后半个世纪基本没有变化，成为其后教科书约定俗成的编纂模式。
以《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为例，商务印书馆“萃海内外人士，以数人之力，费月余之时，仅成此区区一小册”，足见编辑之谨慎、辛苦。其“编辑大意”有如下说明：
授课进度，“每星期教授3课，每课2节，每天1节教授半课”。
关于生字，“第一课至第六课，限定六画；第七课至第十五课，限定十画；全册限定十二画”，“每课字数，自八字递加至四十字”，“每课文字，必取其类似而相连贯者”。
关于语言：“虽纯用文言，而语义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
内容选材“不采古事及外国事”，“所述花草景物，预算就学时期，顺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智育之事，只言眼前事务，不涉机巧变诈，以凿儿童之天性”，“颇重体育之事，以振尚武精神”，“多及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多及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
版式编排和印刷设计上，重视插图：“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色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注重版式：“每半课中，其文字图画，必在一开之内。俾省翻阅之劳，以便儿童诵读”；“以空格断句。每句必在一行之内。诵习时，可免错误句读”；“初号大字印刷，俾儿童不费目力”；纸张也十分讲究：“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
更具开创性的是，“最新教科书”编排了各科配套用书，包括“教授法”和各类挂图，与教科书同时发行。“教授法”注重教学方法和知识背景之周备，相当于今日的教师用书，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蒋维乔回忆国文教授书的编辑时，强调它对教科书“细加诠释”、“相辅而行”。历史教科书配有“东洋史要地图”和“西洋历史地图”，前者是一个22幅历史地图的小册子，从“夏殷周三代图”到“近世亚细亚洲图”、“中日战后之图”。后者则包括从远古东方诸国到世界近世的38幅地图。这些图册皆非手绘，乃是现代地图制作方法，标有比例尺和经纬度，符号标志基本符合现代规范，比同时期的地图更精准清晰。将现代地图用于教学，“最新教科书”应该算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
应该一提的还有“最新教科书”的版式。绝大多数晚清书籍都是竖版，但“最新中学教科书”的“三角术”（上下册）和“代数学”上册，却是横排版。这是“最新教科书”中的另类，大概在晚清书籍中也是个异数。所以在版式上“最新教科书”也是较早使用横排版的出版物。
谢洪赉打造中国儿童知识体系
除了出版史价值，“最新教科书”更是观察晚清思想文化的宝库。晚清是“输入新学理”的时代，因此也是“重建常识”的时代，其间有许多贡献重大却不“热闹”的人物。这里不可不提的是“最新教科书”的编者：谢洪赉。
谢洪赉，1873年出生于浙江，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母亲也是基督徒。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少时在苏州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读书，深得书院院长潘慎文（A.P.Parker）博士赏识，帮助从事翻译工作。他曾译过几种数理化课本，包括影响较大的《八线备旨》；1895年后在上海中西书院教学，并和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早有来往，为商务编译《华英初阶》及多种理化教科书。因为谢洪赉编译的图书质量优良、销路畅通，商务颇为看重。即使谢洪赉于1903年辞去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商务还是以独到的眼光坚持选用谢洪赉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由他编纂、编译及校订的教科书包括地理、地质、理科、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生理等众多科目。
谢洪赉是中西兼通的学问家，又是一位早夭的天才学者。在他43年的生命中，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传播都尽了最大心力，以他的双手改造了中国儿童的知识体系。
他在所编著的地理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中认为，晚清是“震旦暗晦”的时代，“群龙尽见，睡狮独酣”，中国人睁眼环顾，“始悟四洲”，发现欧美世界早已“厅建独立，钟撞自由”，所以他要发愤把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非利加州、南北亚美利加州和大洋洲的地理国情一一述来，使中国学生尽早知道世界大势。《瀛寰全志》内容丰富，重点分明，凡涉及位置、疆域、地势、天气、物产、人民、宗教、商务、交通无不叙述有章要言不烦；该书尤重考察“国政”，对于一地之国家、政体性质均有论述。它还有意识地区别“社会”和“国家”，认为“社会者，人类相互之团体也”，它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发达之度”决定了“世界国民进化”之迟缓；“国家者，大社会之独立而有主权者也”，有人民、有主权，“若是者谓之国家”。他称英国是“首创军民共主之立宪政体”的国家；介绍“北美合众国”把国政分为三大权：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该书初版于1903年，其关于“社会”的识见和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颇有特点，不但超出同时代的教科书，即便置于晚清思想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中也别有锋芒，值得珍视。
《瀛寰全志》突出体现了谢洪赉的历史观念和社会思想。而他最大的贡献更在于普及自然科学常识。
笔者认为，谢洪赉所编著的教科书中，最为流畅精彩的一种是《最新理科教科书》。
“理科”是《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初等、高等小学堂必修科目：“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并各物与人之关系”，对于幼龄儿童，“当先以乡土格致”，“先就教室中器具、学校用品，及庭园中动物、植物、矿物（金、石、煤炭等物为矿物），渐次及于附近山林、川泽之动物、植物、矿物”，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门类皆囊括其中。
谢洪赉这部教科书正是按照该纲领所编。他说：“本书编辑大旨，乃取自然科学（此为天文地文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动物植物矿物诸科之总名）全体之要理，撮取大纲，诱掖儿童，与以人生必须之知识，去其习俗相传之谬说。”这样一部教科书对于编者的要求自然极高，因为作者只能“编纂”，无从“编译”。如此丰富的科目门类，由它们连缀成的教科书今天阅读起来竟如行云流水一般，过渡自然，难易合理，知识贯通。课文开篇以开于早春的“梅”带学生进入植物世界，穿插介绍“菜”、“蝴蝶”和“豌豆”，然后小结“花与虫及风之关系”，巧妙地把自然常识熔为一炉。在介绍一些粗浅的动植物知识后，以“动植物之异同”一课联络这两大门类，说明世界万物生态循环的紧密关系。介绍光学原理时，以眼球构造相比喻，兼说明照相机、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功用。如此种种，引人入胜。
相比这部显明轻快的高小用书，谢洪赉编译的中学用书更能体现他对于引介西方“科学”的重视。不过，他并非简单地把那些晚清时人看来带有浓重“西方色彩”的知识体系“移植”过来。他的引介，包含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及家国命运的深切思考。
他熟悉中国文化的优点和弱点，又像保姆一样爱护它、力图改造它。关于化学，他批评“昔时学者墨守古义，鄙弃不屑道”的态度，“一二先见之士探奇索隐、缀辑异闻、独居研习，虽得窥其崖略，而奇效卒不著”，以致“数千年来，局于故步”，终“不能与彼族竞”。现在学堂章程出，应该让中国学生掌握基础的化学知识了。要引介“科学”知识，他提纲挈领，在最基础的数学一科中首先讲明科学方法：“授科学之法，有二大别，曰演绎法，先定名目，立界说，而后剖解其理由。曰归纳法，先以浅近之理，罕譬曲引，使学者有所领会，而后定名立说。”他是晚清不多的引介、宣传科学之两大支柱方法的学者之一。厚厚几册代数学和几何学课本，插图准确严谨，各种定理、公理及证明，与今天几无二致。对于学习方法，他强调“说理记诵，不容偏废”，并提醒学生图籍的重要性：“西籍说必附图，而以科学书为尤备，学者于此尤宜致意”。
谢洪赉编写的每一部教科书，都是分析晚清思想文化转型的典型文本。例如他编译的“生理学”教科书，典型体现出中国传统“养生”法向现代“卫生”观念的转化，“卫生”从“保养身体之理法”，怎样成为融入现代细菌病理学的概念。他所编译的多种自然科学教科书，更是分析晚清科学名词转译的好样本。比如晚清“严（复）译新名词”一直是学界关注重点，台湾“中研院”黄克武等学者对此有深入研究。不过，严译名词的使用情况究竟如何，面貌并不清晰，现在我们在“最新教科书”中能够管窥见豹。在谢洪赉和另外一位重要作者新会伍光建编辑、编译的理科、声学、力学、光学、气学、热学等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幺匿”（Unit）一词的使用。这说明严译新名词虽然最终被“日制名词”所打败，但在晚清它确曾有过很大影响。
正如晚清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所认同的：“西人所最讲、最有进步之科，如理化、如算学。”尽管“道”、“器”观还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但是西方科学知识的传输已日见普遍。正是通过谢洪赉这样的学者，在20世纪初，中国儿童的常识体系真正开始改变。
谢洪赉身处晚清，自然怀抱着不“使西方学者独张其焰”的民族情结。他又是笃诚守信的基督徒，倡导中国基督徒独立自办教会，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活动贡献尤多。这与他的出身有关，恐怕更是他的“社会”观念在起作用。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他认为二者能够在“求真”、“求善”层面上“归结为一”、“两益于身心”。这应该是他在这两个领域都作出杰出贡献的重要原因。
声名远播的“最新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影响巨大，不仅成为中国学生的精神食粮，而且吸引了西方世界的关注。
为开拓更广泛的事业，在华新教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在1890年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它的机关报――《中国报道》，1904年以一个专栏，报告“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它注意到商务正编辑出版“拳头产品”，即一套初小教科书（Primary School Text Books），这正是“最新教科书”。它关注教科书的价格、版式、彩图和编辑方法等，认为这些教科书“非常有助于新教育改革，而这新教育变革对中国的学校又将起到革命性作用”。在1907年的一个报道中，它认为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出版，是“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标志着中国的儿童从传统经典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进入到充满趣味与知识的新的文学作品中”。文章关注教科书又超越了教科书，尤其注意教科书中反映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它认为中国在经受了许多外国人或腐败的异族政府带来的苦难之后，产生了一种“日本式的爱国主义”，指出“爱国主义与革命的边界已经非常模糊”，从而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已经存在着革命的萌芽。
以后见之明来看，我们不能不折服于这个分析。“最新教科书”成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而中国社会的种种思潮动向，也确实在其中得到了丰富微妙的表现。
商务印书馆和它的“最新教科书”以超群出众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学生的“教科书时代”。应该说，它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重要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