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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集力于一域,而寄意于久远

2009-06-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亚芳 徐燕琳 我有话说
  《广州碑刻集》,冼剑民、陈鸿钧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86.00元

 《广东碑刻集》是广东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成果,众多碑刻材料的公布,为许多新成果的推出奠下了基石,促进了省内碑刻的搜集和

整理的不断深化。之后,由冼剑民、陈鸿钧先生编的《广州碑刻集》亦与读者见面了。该书共收录了1165方碑刻,字数达100多万,虽集力于一域,而寄意于久远。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碑刻是一座丰硕的文化宝藏。无论是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碑记,还是政府要事的勒石,或是芸芸众生的墓志铭,都记下了民族的兴衰和历史的沧桑。树碑立传无非要传之不朽,让世人皆知,于是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行政命令、经济措施、人物传记、诗词歌赋便在碑刻中留存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遗产。

从碑刻中发掘历史材料要数清代功劳最大,特别是乾嘉学派的兴起,学者纷纷寻找残碑、广集拓片、考究文字、整理碑刻。“碑学”的兴起,带来了清代书法风格的革新,而考据者层出不穷的发现,更使无数的历史之谜被揭开。

广东碑学研究基础深厚,自清以来一批名家大家灿然生辉。碑学的兴盛影响了地方志的编修,康熙《广州府志》已将碑刻列入艺文志中。乾隆年间广东学政翁方纲收录了金石拓片562种,汇编成《粤东金石略》12卷,为广东金石学的开山之作,并带动了粤省碑学的发展。康有为的尊碑之说、《广艺舟双楫》之作,使得书法艺术步入新的天地。这些,在中国的碑学史中都是令人注目的。

广州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贸易中心,碑刻资源众多,内蕴深厚,地方特色鲜明,深具文献学意义和研究价值。

《广州碑刻集》将广州历代碑刻作了系统整理,提出了新的思路。首先是全方位地搜罗,既重视前人文献中的碑刻记载和已成拓片的半成果,更注重新资料的补充和发掘。特别对广州的从化、花都、增城作深入的开发。其次是从其他城市收编的碑刻中总结教训,不作零敲碎打,而要努力编集成一本大型的、从古代到近代的碑刻集。十年辛苦,不同寻常。其著录之全,体例之精,学风之谨,不仅是广州碑刻著录之冠,就是在全国地方碑刻文献中也有着它重要的价值。

《广州碑刻集》体例严谨,实事求是。所收碑文以隋唐到民国为主,力求全面反映广州辖区的碑刻全貌。钩沉史实,阐幽发微,《广州碑刻集》所收录的《华林寺开山碑记》记述了达摩在广州的遗迹,为研究南禅顿教提供了宝贵史料。光孝寺是佛教碑林圣地,遗留了30多方石刻,成为禅宗文化的瑰宝。

《广州碑刻集》地域特色鲜明,全面展示了广州的千年历史文化,收录了大量记录教育、宗族、社会等各方面情况的碑刻。从教育来说,既包括唐至清代以后府署学宫碑刻84种,还包括各种民间社学12种、书院碑刻30种等。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濒临南海,因此南海神、天后、北帝香火繁盛,碑刻众多。除此以外,各种各样庙宇众多,如洪圣庙、妈祖庙等。广州碑刻反映的民间信仰的神?达40多种。民间信仰之众,既是岭南的传统,又是移民文化汇聚的结果。作为历史悠久的国际性大都市,广州的碑刻中涉外的内容也特别多,这也是它的最大特点。桂花岗有阿拉伯人赛尔德・宛葛斯墓,《重修先贤赛尔德墓寺记碑》、《重先贤古墓清真寺碑》记述了宛葛斯的传教事迹。广州碑刻的另一大特点,是工商业碑刻丰富。建于雍正元年的锦纶会馆存留的70多方碑刻,是极为珍贵的工商史料。而大量的近代史料,更是难得的研究资料。

长期以来,岭南常使人产生“文教不盛”的错觉。其实,岭南文化原本不乏。近代江苏诗人沈汝瑾曾有句:“珠光剑气英雄泪,江左应惭配岭南。”风土擅胜、俗尚醇美,学校林立、人才蔚起的情况,在各种文献史料里可观可感。

广东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历史传承。广州碑刻是广州文化的结晶,也是城市历史的缩影。《广州碑刻集》等大批学术成果的涌现,不仅为广东区域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在学术研究领域起到存学、励学的作用,而且在弘扬岭南文化传统方面,无疑都是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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