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语言审校职能在产业化时代逐渐被削弱，这是值得人担忧的大问题。
○网络语言与通用汉语已经形成交流障碍，正是网络媒介在传播过程毫不设防、无人把守所造成的。
○悠久的汉语传统与制度化的文字编校审读日渐失去了全方位的清理与保护屏障作用，对汉语传统的维系日渐困难。
余英时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世纪》一书中写道：资本主义是一种高效率的组织，读到这里，如醍醐灌顶。反思中国出版60年的历程，前后三十年迥然不同，前三十年，出版人干了许多文化政治的事情，后三十年，以1978年为界，从文化政治大步转向文化生意，有许多做法，借鉴和仿照资本主义组织，起到了魔幻般的效果。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出版的主体――编辑人的外延、内涵、组织方式、工作效率等等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尚不为人所重视的忧虑。
变化一 从“时政宣传”到“策划推销”
1978年以前的编辑，按照今天的业内话语，多指文字编辑。1949年建国后组建的大部分出版社，长时期以文字审读加工为主，图书销售发行由新华书店一家全包了，以统购统销为主的时期大概有三十多年。
在前三十年里，出版社配合党和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各种运动成为中心任务，编辑组织选题、审读加工和出版物发行都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编辑的工作职责和岗位特性定位为政治宣传、政策解释和各种政治运动的舆论动员。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基本按照图书内容分类设置相应的学科编辑室，编辑室的编辑长期是以审读加工稿件为主，而且突出的是政治挂帅，与今天产业化时代的约稿、策划、推销的“编辑”一词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国家大力推进出版发行文化体制改革，出版管理思想逐步摆脱行政化管理的束缚，大步朝着文化产业化方向迈进。
1987年12月14日，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刘杲在一次会上指出，“承包和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在印刷和发行两方面都可以实行。难度大的是出版社，特别是出版社的编辑部。在精神生产部门，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如何考核，责权利一致的要求如何具体化，都要进一步研究。岗位责任制、定额工资制、计件工资制都应当试一试。包任务、包费用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刘杲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7月1版，第206页），由刘杲先生当年的发言中，可以想见当时出版业的最高管理者对编辑内涵、外延的理解，已与前三十年根本不同，思想解放程度可见一斑。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出版社一改前三十年里，以时政宣传为中心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逐步恢复为人们精神生活消费品的本来面目。图书摆脱政治的附庸而复归于文化本原，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伟大的进步。以满足市场需求、读者需要为主旨成为出版社的中心工作，因此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也悄然发生变化，即由过去以审读加工为主变为以策划图书选题为主。一些编辑除了发行不管之外，从前期的选题调研、找作者到后期的编辑加工，再到产品出版之后的市场、宣传，完全要由编辑部门来承担。
今天，按照业内的话语，如果不特别注明，编辑一词，通常指的是策划编辑，而审读、校对、加工的文字编辑，则是一定要注明“文字”或者“审读”字样，以示区别。而有的出版社，干脆就在策划编辑后面再注上“项目经理”字样，以示和国际接轨。
前后30年，编辑内涵与外延的历史变迁，显示了时代社会大背景的转变。
变化二 编辑的工作职责、工作方法以及专业编校机构的出现
建国之初的出版社，编辑工作职责、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呈现了文化政治化、“官僚化”倾向。
在编辑审读加工方面，突出表现在政治正确即可。比如出版决策以党员编辑的意见为主，排斥甚至忽视专家、学者意见，作者的政治身份成为唯一标准，看人出书、看党员出书现象严重。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这种唯政治正确的极左做法引起很大的抱怨。在当时留下的文化部纪要里，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其实，在今天看来，这是图书出版中的“政治至上”时代背景在出版选题决策中的极端体现。怎样保证出版物的政治正确？只要作者的政治身份没有问题，自然在图书内容方面就有了保证，这恐怕是顺理成章的决策思路。
在文化部1957年5月21日、25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座谈会上，学者陶大镛明确批评一本杂志的编辑工作作风：《经济研究》以狄超白为首的宗派主义现象还是有的，学者千家驹是本刊物的编委，但写了一篇稿子放在那里，很久不用，而党员编辑林里夫写的一篇典型教条主义的文章马上就可以登出来。千家驹还说到：人民出版社对党员作家的书就用“人民”名义出版，非党员作家就用“三联”出版；臧克家的诗选用“作家”名义出版，而袁水拍的作品集则用“文学”名义出版。
当时人民出版社的牌子比今天响亮，一是因为具有官方政治色彩，代表了一个出版社背后的价值，二是当时三联、作家、文学等出版社都还统一属于人民出版社的副牌社，等于是一套人马，三个牌子。自然，在图书品种、作者的分类上，编辑觉得哪个牌子方便，就在图书封面上署上哪个牌子。从“人民”与三联、文学和作家的三个品牌之争，可见当时三个品牌在作者心中的地位，因为政治至上的时代，选择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图书，当然是一种荣誉。
1978年之后，伴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图书出版业的改革也逐步深入。过去严格的以政治正确为中心的编辑审读作风，尽管今天在产业化时代已经大大削弱，但前三十年以稿件审读为主的图书编辑环节，严格、谨慎等作风在出版领域依然完整地继承下来，有的出版社连组织结构也完整保存着，只不过为了与策划编辑相区别，一般称为文字编辑，工作职责等同于前三十年编辑一词所包含的全部外延。
在工作职责里，今天的出版社的文字审读编辑和前三十年一样，政治风险是第一要规避的。文字编辑最怕政治观点有错误，国家规定的一些重大选题禁区和领域，如同悬在头上的高压线，是绝对不愿意碰的。接到这样的稿子，好比开荒地遇到了一块大石头，简直要把文字编辑压死了。每一条引言、注释都要去考证是否准确，是否完整。这样一折腾，一般一部新书出版，至少要延长几个月的加工周期。
除此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审校图书的逻辑表述和错别字。因此一般文字编辑最愿意看重印书、再版书的加工，因为审校重印书，好比是在已经耕作的土地上重新耕种，修补一下被弄乱了的田埂，清除一下杂草，进度快又条理清楚。新版书则如同一片未开垦的荒地，里面蕴藏着各种错字、语义不清、逻辑混乱甚至前后重复等等毛病，这还在其次，假如遇到一些明显的新观点、新理论与现在的流行以及权威观点有差距，这就不是文字编辑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要提给相关学科背景的副编审、编审来审阅，如果再解决不了那就要花钱请一些业内的专家、教授来把关。如果这个专家、教授的观点与思路正好对路，那就万事大吉，如果不是，甚至恰好与这个学派的观点相反，这个稿子就要退回作者重新修改。
工作方法与前三十年一样，严格执行三审制度。这是中国出版业最为宝贵的、一以贯之的传统：
一审解决意义表达不清、逻辑混乱、错别字等表层问题，像开荒地第一拨出去表面上的杂草、捡出石块、垃圾等；二审在一审的基础上解决篇章、结构等问题，如同耕地的第二轮，开荒之后的铲地翻土，挖出埋在土里的碎石杂物；三审则在一、二审的基础上把关全书整体思想价值等等，并最终决定是否出版，同时也对一二审的工作提出检查意见。
一般的出版社，图书最后是否决定出版，都是要在一些学科领域设一批终审，终审的权利与部门主管、甚至副总编、总编辑等领导层待遇大体相等。副编审、编审相当于副教授、教授职称。有的出版社干脆就把编审、副编审当作中层、社领导的聘任条件之一，只是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逐步加剧，编审资格逐步被出版社看淡，一些出版社的中层主管，大都带有终审资格，即便没有编审、副编审职称，也要有总编辑签发委托终审，有签发图书出版、付印的签字权。一般是终审编辑就可以轻松一些，不再只看一审、二审那些靠体力去开荒地的“头一拨”，铲地翻土的第二轮，三审，能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意见，可以左右一、二审，并协调作者、主审专家等等，并有签字发稿权限。但终审的责任也更大，因为同意签字出版，即意味着要投入一笔钱，一本图书能否出版即在于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图书命运往往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发生逆转。
1978年以来，文化出版体制改革以来的最大的好处是，文字审读编辑不会因为一时疏忽而被扣上政治大帽子，砸碎自己的饭碗，甚至身陷囹圄，最多被扣上一个月几百元的奖金而已。但在前三十年里，出版社的编辑头上都悬着一把政治利剑，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妻离子散的命运，“大鸣大放”、反右、乃至于文革期间，出版界的“右派分子”、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集团”、“白专分子”最多，这不能说与图书出版业的性质无关。
随着图书出版量的加大，外审编辑加工的文字量也十分巨大，有的出版社干脆把文字审读全部外包，按照不同审次付给不同费用。因此，现在一般出版社，大都有一批统一登记备案的外审编辑队伍。外审加工等于是把本来属于出版社文字编辑的任务，如一审所遇到的图书表层语义、逻辑、错别字等等问题，专门找一些大学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或者在读的博士、硕士来看稿。给一些已退休的专家学者，一审通读一般付给看稿人10元、8元、6元/千字不等，在读硕、博学生付给的钱数要有所降低；二审一般在一审价格上减半，5元、4元、3元不等，但一般要选副教授或者其他出版社离退休人员；三审必须是本社人员。有的出版社规定，其中三个审读程序必须有一个审次在出版社完成。一般是把一审交由外审，二审由出版社的文字编辑担任，三审由相关领导、部门主管兼任。随着外审加工量的增大，专业的审读公司应时而生，他们一般由出版社的退休编辑或者与出版社有关系的文化人组成。每家出版社都有几十家常年合作的专业审读加工公司，形成文化生态里的一个加工链条。
一个出版社根据新书品种和字数，假如每年出版新书1000种，每本20~30万字之间，外审加工费为2000~3000元，每年要付出的外审费用大概平均在2000~3000万之间。进入出版社常年登记备案的专业审读公司，根据出版社出书量，每家都能获得200万甚至300万的营业额。以2007年以后全国每年新出图书20万种计算，全国出版社用于文字加工的费用大约为2~3亿元人民币。既有利益链条，不发生交换是不可能的。一些专业审读公司会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哪个编辑部门、哪位文字编辑最有权力分派初审的稿子，因此也在这些编辑的身上下功夫。
专业文字审校机构的出现，省去了出版社文字审读烦恼不堪的初审，同时又因为有组织的专业行为，加快了图书审读进度。从出版社的文字编辑、二审、三审的加工流程到专业化的外审加工――审读机构的出现，所形成的一条图书审校加工生产线，预示着图书产业化时代背景下全行业升级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变化三 图书出版效率
前三十年，除毛选和政治文件之外，平均一本书的周期是两年。
1978年之前的图书出版时间，除毛选、政治文件之外，一般图书平均在1.5~2年时间，甚至还有更长的。在历任中华、商务和1957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陈原先生的文集里，记载了1954年至1961年七年时间依然没有出版的一部《印度经济史》的书稿，在这种充满了官僚化的文化组织机构里运转所遭到的真实命运，是任何文学创作都难以想象出来的，今天看起来这些戏剧化效果、黑色幽默般的结局，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都是真实的。七年的辗转流程展现了那个时代出版机构政治化运转的冰山一角。
1978年之后，一本书的平均出版时间是3~6个月。
1978年之后，出版社文化政治化、官僚化的作风逐步褪色，不仅选题面向读者、面向市场，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以致于发展到今天，作者与编辑之间完全换位，一个有资源、有名气的作者往往是多家出版社争抢的对象，三十年前高高在上的“官僚编辑”完全不见了，反而倒是经常听见一些为作者服务的编辑抱怨：某某大牌作者是多么的难以伺候。由过去的出书“政审”到今天的上门服务，30年的变化多么富有戏剧性！
当然，前三十年出书慢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印刷排版技术普遍采用铅字排版，印刷能力不足，这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的汉字激光照排是在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的，普遍推广应用到图书、期刊出版是在90年代后期。随着图书印刷水平以及汉字计算机处理技术的升级，图书出版周期加快，同时也推进了文化市场化的发展步伐。一本图书出版周期到今天已经普遍为三个月。一些出版社和工作室，大约一个月就可以出版一本书。
全国近600家出版社，其中销售码洋在3亿元以上的前100家出版社，“日出三书”是极其普遍的，由品种带动整体码洋的攀升依然是主流，尽管大家都追求品种少、发行量大的品种，但每本书都带来效益的“长尾理论”也得到业内的普遍认同。这种品种增加的实现，得益于汉字出版技术、印刷技术的提高，同时编校组织的商业化、专业化也大大适应了出版印刷技术的变革，二者合流共同提升了图书出版效率。
由两年时间一步跨越到6个月，再到3个月，后三十年的出版效率仅仅是前三十年的25%，甚至达到12.5%，这种魔幻般的变化，在建筑、机械等其他行业是少见的。
但出版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出版物的质量问题大幅上升。出版社围绕市场化为中心的编辑加工、生产，必然大大压缩审读、加工的时间周期，图书审读流程没有必要的时间保障，也很难做到不出错别字、语义表述不清、逻辑混乱等质量问题，因此出版主管机构接二连三发起出版物质量检查。但这种出版物质量检查方法在商业化时代是否有效，值得研究和再探讨。
第二个问题是，出版社在全面倒向对图书市场利益的追求中，也必然大幅压低文字编辑、审读加工人员的待遇，有的出版社甚至大幅精简审读编辑，全部改为市场化运作，大量稿件外包加工，许多出版社由过去的十几个编辑室、几十人的审稿编辑队伍精简压缩至只有一两个人管理外审队伍。大力削弱出版社审读力量，无形中弱化了专业文化组织机构的职能，审读加工，过去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屏障、意识形态清理工作被大大看淡，过去被赋予“把关人”角色的审读，实质上逐渐成为市场化时代背景下，一座无人把守的关塞。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语言审校职能在产业化时代逐渐被削弱，这是值得人担忧的大问题。
“革命”背后的隐忧：汉语言的“保卫战”
从文化的长远发展来看，中国出版社60年的编辑变迁，基本走了一条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的轨迹，这从编辑职能在改革开放后至今3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看出来。由前三十年伴随着图书政治审查制度而严格执行的语言审校传统，虽然在后三十年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和继承，但基本走向是逐步弱化，组织结构基本附属于市场策划和市场推广，编辑审校逐步被看淡是一个必然趋势。
但从历史上看，恰恰是这可有可无的语言审校功能，是出版人对悠久历史汉语校勘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从汉语语言的发展历程来看，文化阶层对汉语言传统的意义、交流习惯和使用标准的维护，长期以来，一直囿于文献学、文字学传统里，没有上升到文化高度来总结。对正统汉语言习惯的自觉维护，保证了几千年汉语文字、语言的纯洁性，意义传承的完整和有效性。漫长历史上，包含士大夫在内的文化阶层一次次顽强的汉语言维护与清理工作，与现代出版社的文字审读加工有一定相似之处，因此夸张一点说，出版社编辑审读环节维系着汉语言的完整传播，其价值与意义不应在对市场化的追求中看淡。
这种自觉对汉语言的维护与清理，其实就是知识阶层的文字校酬、校勘传统。它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极为悠久，在漫长的雕版印刷时代，与官府刻书、贵族士大夫私人刻书和以盈利为主的坊刻活动等文化出版活动混杂在一起，一直成为读书人的专利，在长期的发展中演变为文化人、知识阶层一种自觉遵守的习惯和准则，校酬、校勘成为传统目录学、文献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清代，校酬、校勘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小学、训诂学，成为语言学的一种。
直到机械化的印刷时代到来，因为生产量的巨大，这种长期的自觉语言习惯和文化守则才成为在清末民初出现的现代专业出版机构――出版社的重要职能，尤其是新中国建国后，在文化政治化的大时代背景下，长期由文化人自觉遵守的文字审读规范、守则升级到以国家名义出台的法规、规章、制度，并在全行业严格遵照执行。新中国建国后曾多次明文规定三审制度要求，并具体规定了错误字数的标准，它是漫长传统历史中校勘、校雠文化与国家意志的有效结合，它是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升华与定型。
时至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文化之间的融合与交流日渐加快，在文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汉语还面对另外一个强劲对手――英语的挑战，这个挑战早已从一百年前就开始了，堪称汉语与英语的一场百年战争。此外，数字出版技术与网络化信息传播手段，对悠久的校勘传统和上升到国家文化制度的审读加工标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网络媒介的全天候导致了网络语言的出现，网络语言中混杂着大量怪词、偏词、新生词和英文语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网络语言”。网络语言与通用汉语已经形成了交流障碍，它的存在既是网络这种新生媒介带来的，也是这种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毫不设防、无人把守所造成的。文化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加工、使用、传播诸过程日渐模糊，悠久的汉语传统与制度化的文字编校审读也日渐失去了全方位的清理与保护屏障作用，对汉语传统的维系日渐困难。这是最值得以知识文化传播为天职的文化工作者警醒的一件大事。
前后三十年，编辑发生了“革命”，无论内涵、外延还是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工作效率等等，这种革命的发生是在文化政治走向文化生意的历史大变迁中发生的。但有一个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是根植于社会心理之中的，不管外在社会背景怎样巨变都不会彻底消逝。正如白话文、汉语拼音并没有使古老汉语的造词法、交际习惯发生彻底改变一样。但自觉与不自觉是大不一样的，如何继承汉语悠久的校勘传统和使用标准、交流习惯，开发出更高级别的汉语校勘工具，从而保障古老汉语的精神内核在数字化时代、网络时代完整传播下去，仍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