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泉(1916―2000)在晚年充分地发挥他编辑的优势，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编纂、《文化老人话人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主编，以十年之力，完成了《大系》这部2000万字的系列大工程，完成了《话人生》、《辞典》，为后代留下了一笔长存后世的宝贵文学遗产。
范泉自1987年接受总编纂这一重任后，为《大系》制定《编辑设想》，编发《编辑工作信息》，聘任各卷主编，与各卷主编交换对各卷《导言》的意见，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开足马力。1987年，他已是71岁高龄的老人了。为了使这个品种繁多、表述形式各异的大型套书，能在风格上基本上一致，他亲自上马，当了责任编辑，把200多万字的《翻译文学集》三卷（含文论、小说、诗、戏剧、寓言等多种不同文学样式），分别设计，又亲自校对(初校、二校、三校)，在很短时间内出书，受到各方面的认可。他树立这个样板，就是从形式、风格上确定这套丛书的体制。他认为，《大系》各集，无论是《诗词集》、《散文集》、《小说集》、《书信日记集》，还是《民间文学集》、《俗文学集》等不同集子的内环衬、扉页、版权页、出版说明、《导言》等等编排格式必须一致，天地头注释的表述方式必须一致，每卷的彩色图照两页并围绕各卷特殊内容如何组织图片加以各有侧重的说明，也必须一致。“这就是套书风格的一致性。”(《致彭卫国》)范泉担任《大系》的总编纂，可以说是动用了他自1937年起主编报纸副刊、杂志、丛刊、丛书达数十种之多的全部编辑工作的宝贵经验。
范泉发挥了他多年在编辑工作中长于协调，平衡作家、学者之间不同意见的组织者的优势。在编纂《大系》过程中，有些作家、学者主张以人划线，这样就会把现代作家鲁迅、叶圣陶等人的作品排除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之外。范泉就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提出：“第一代新文学作家，都是从‘近代’过来的，都是经过演化过程的，没有演化，就不可能成为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即无从脱胎而质变为现代作家，如果以人划线，则在《近代文学大系》里《怀旧》(按：《怀旧》系鲁迅早年作品)也不能选了。”“从作家的主要业绩看，可以划线，比如鲁翁(鲁迅)、圣翁(叶圣陶)等主要在现代作出贡献，是现代作家而非近代作家。但在《大系》的作品收编上，应该着眼于历史真实的反映，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筛选时限内的作家作品，不以其一生主要贡献在现代而把他的近代作品也完全抛弃，视而不见。”（《致楼适夷》)经过范泉的协调、平衡，终于说服了那些主张以人划线的作家、学者，把一批现代作家在近代创作的优秀作品收入了大系，从而保存了一笔文学遗产。在这一问题上，范泉功不可没，也展现了他的善于做协调、平衡工作的组织者的才能。总之，充分并善于发挥他作为编辑的个人优势，是范泉晚年大有作为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几十年编辑工作中，范泉与著作界知名人士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从《书简》中可以看到，著名作家臧克家、骆宾基、萧乾、楼适夷、周而复、冯至、艾芜、姚雪垠、端木蕻良、许杰、徐开垒……等人，范泉与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因此，也只有范泉才能完成《文化老人话人生》、《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这两部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史料价值的著作的任务。
范泉在晚年编辑与创作并举，结合编辑《大系》、《话人生》、《辞典》，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在晚年获得了创作丰收。他写了一批作家的回忆录，如《茅盾与胡风》、《朱自清与吴晗》、《靳以谈两篇小说》、《萧红的死》、《郭沫若的名片》等(《致臧克家》)。他还写了编辑回忆录，1937年他与邵子南等编《作品半月刊》的事；在永祥印书馆编两种期刊、六种丛书的事(《致楼适夷》)。他出版了散文集《文海硝烟》；他写的有关近代的文章也有多篇：如《近代翻译文学的爱国主义选题》、《季镇淮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等(《致陈积鸿》)。他在陈映真先生的鼓励下，编了一本《遥念台湾》的散文集，并强忍癌痛，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哭台湾作家蓝明谷》(《致横地刚》，按：横地刚系日本学者)。总结起来，范泉从1979年62岁时被“平反”，到逝世前他写作的文学作品约数十万字。1999年3月，即他逝世前的10个月，他还准备写他一生的经历，预计50万字。这时候，他“因写字手颤，这是用左手中指帮助(推动)右手写的字”（《致王一桃》)。范泉晚年写出来的几十万字的作品，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文学事业必须后继有人，因此范泉对中青年作家、学者、编辑，都自觉采取了传帮带的态度，加以提携和培养。这在《书简》中看得尤其明显。他在给青年学者钦鸿的信中恳切指出：“大作的《编辑艺术》已拜读两遍，觉得深度不及《记》(按：指钦鸿的《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一文)，内容不够丰富。主要是和我交流讨论不够，有不少第一手资料您还没有吸收。”(《致钦鸿》)而后范泉提出了修改加工《论范泉主编〈文艺春秋〉的编辑艺术》一文的具体意见。在《致刘为民》中又直言相告：“文稿《楼适夷的编辑生涯》，可能在整理抄写后没有仔细推敲，以致有些提法不妥处没有改过来，有些错字没有看出来，如把茅盾写成‘矛盾’(有多处)……我又花了两个半钟点，加以修改，明天当将文稿转去。”“希望你做事要细心、踏实。做学问，不能有半点马虎。”对青年作者柯益烈的《月亮湾的月亮》，在肯定它的优点后更提出了尖锐批评：“有些寓言的叙述显得拖沓”；“有些题目太直白”；“有些文言词汇不宜使用，如‘一跳盈丈’……”；“还有错字漏字，如《后记》中的‘感动之致’……等等。”(《致柯益烈》)对编辑《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故事丛书》的魏洪超，则指点他：“希望把封面设计得庄重而又生动，可以选择各该原书插图中的一幅，套印在封面一角，使每种书的封面各不相同。翻印原书插图时，请美工同志认真修饰加工，务求线条清晰。”(《致魏洪超》)
范泉有一颗对人类、对青年少年的大爱之心，总是力所能及地为弱者、为青少年做一些好事。范秀源是四川省合江县虎头乡坪上村的普通村民，他因在当地新华书店看到某书有范泉之名，以为可能是其早年出走的父亲而写信给范泉。范泉接信后立即回信，一方面说明，“我是上海市金山县人，姓徐名炜，‘范泉’是我创作文学作品时用的笔名”；另一方面建议范秀源如何寻找他父亲。范泉从范秀源的信中得知他女儿爱好文学后，特别写明：“您女儿喜爱文学，可以和我通通信，提出些问题，我在信里回答她，帮助她学习得更好些。不必称我‘公公’，称我‘老师’就可以了。”(《致范秀源》)后来，范秀源的女儿范春梅果然与范泉通起信来。范泉要求她“把字练好，把标点学好，把不规范的字消灭掉……”；“重点学好两门课：语文和外语”；“一定要学好外语，准备读大学”（《致范春梅》）。在范泉的关怀下，范春梅后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仅从这一事例，也可见出范泉的大爱之心。至于他对他指导的研究生们的关心，从他们的学习以至个人的婚恋，他都一一给以提示，更令人感叹不已。
总之，范泉的《书简》，解了范泉晚年大有作为之谜，不仅对老年人有大启示，而且对青少年们也有大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