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收藏的部分旧书刊
先要解释一句，这里所说的藏书史和我们常说的藏书史不一样。中国之有藏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五百年以前，而本文所谈的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创造了中国图书独特的装订形式，使得图书在阅读价值之外，还产生了收藏价值。而一百年前新式书刊在中国的勃兴，却是西洋印刷技艺的产物，我们今天所谓的珍本书，有很多属于中西合璧的结晶。譬如某些二三十年代的自印诗集，外观是线装，里页是中国纸，而文字却是铅印的而非传统雕板的。这种诗集由于印数少（最少的甚至只有数册），“物以稀为贵”，极受收藏者追捧。1933年北平星云堂印制《初期白话诗稿》，印数不会超过五百册，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售价不过三四十元，而到了拍卖会就拍到了六百元。十年后的今天，此部诗稿竟达到二三万元令人眼晕的价位。七十多年前《初期白话诗稿》编者刘半农就说过“当时所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了。”古书的增值是靠年头老熬出来的，旧书的增速则多少是想像出来的。
上面说到随着西洋印刷技术的大量使用,我国书刊的外观发生了革命性改变,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观念革命,使得书刊在内容上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横排打破自古以来的竖排,标点符号也用上了，书籍的封面装帧成为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这些变化引起一些先行者的收藏欲望。
过去谈到藏书，总是特指古书收藏，人们总是持有一个顽固观念――年头越老的越有收藏价值；年头近的有价值么？直至上世纪20年代，藏书界对于新式图书仍抱有极大偏见，他们的藏书目录中绝不会给新书一席之地。我没有读到过20年代有什么关于新书收藏的文字记载，只是到了30年代，才星星点点、羞羞答答地有那么几位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透露出他们对搜集新书的热情。最显著的是阿英先生，他的《城隍庙的书市》、《海上买书记》诸篇可说是大胆地系统地揭示新书新刊的价值，文章中所显示的那种藏书的愉悦之情，感染了至少三代藏书爱好者。
阿英还是第一位重视旧期刊的藏书家；虽然这些期刊当时仅有不过十来年的历史，譬如《新青年》、《创造月刊》、《东方杂志》、《新潮》、《觉悟》、《学灯》、《小说月报》等，这里面年头最老的是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阿英说搜求这些书刊“会像过眼云烟似的温习现代史的许多片断”。除了历史意义之外，经济意义也日渐显露，上面说的这些杂志，今天都成为了“万金难求”的抢手货。
我们现在想了解七八十年前的藏书界状况,活的资料几乎没有,只有纸制载体才能留下一点资料,我们的依据也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散篇文章。有些藏书很丰富的人，自己不写文章，外界无从得知。我认识一位上海老先生,家藏旧书刊种类齐全,数量惊人,新文学珍本几乎应有尽有,新文艺的整份杂志也是数一数二的，简直就是一座小型图书馆,这位老者从未发表文章谈过自己的藏书,所以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上海的藏书界还隐伏着这位大家。
我们现在一提藏书家的名字，都是大家熟悉的那些三四十年代就写藏书文章的阿英、周越然、曹聚仁、叶灵凤、唐?等，还有大家不甚熟悉的何挹彭、周愣伽、谢澹如等。五六十年代，姜德明、胡从经等继往开来；到了八九十年代，名家就很多了，遂成一时景观。
关于旧书刊收集的早期文献,就是一篇篇文章。那时代没有相关的专门著作,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关于藏书的专著，当年所有的藏书行为都不像现在有专门的书来指导。我们想了解过去的旧书业，没有别的途径，只能搜罗那些散落在旧报刊里的文章。这事已有人做过一些，厚厚八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1953年-1957年，群联出版社）就是很有用的工具书。有了这八本还不够，许多的单篇文章仍遗漏在外。虽然近年坊间又陆续出版了不少辑录文章，以我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仍有不少遗珠待拾。
十几年前，我使用自家藏刊编了一本20万字的《蠹鱼重温录》，未能出版，后来其中的一半资料都“出土”了，还有一半“待字闺中”，现在我将这些篇目的一部分开列出来，姑且称之为文献――《谈中国的杂志》（周愣伽，原载四十年代《春秋》杂志）、《东西两场访书记》（何挹彭，原载四十年代《杂志》）、《我与杂志界》（包天笑，原载四十年代《杂志》）、《聚书脞谈录》（何挹彭，原载四十年代《古今》杂志）、《期刊过眼录》（金性尧，原载四十年代《古今》杂志）、《新文艺书话》（文载道，原载四十年代《文艺世纪》）、《藏书漫谈》（挹彭，原载四十年代《新东方》杂志）、《我之书癖》（谢刚主，原载四十年代《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