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国高校的文艺理论教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成就与突破自不待言，然而，尽管教材的主要章节设计刻意回避旧的文艺理论教材体系和核心概念，但在具体问题的具体阐述中，则又出现了频繁使用旧有观点和术语的现象全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而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的溯源，即所谓“考镜源流”，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在对中国现代文艺学几个关键性的概念做出界定之后，作者紧紧围绕“现代”一词，广泛地对与中国现代文艺学建立有关的近代世界各国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美学和文艺思想进行扫描，观照了他们的思想与中国现代文艺学建立的具体关系，并指出了这些理论的源流以及在中国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所出现的衍化和变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思想如康德、谢林、黑格尔美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别林斯基等俄罗斯批评家的批评理论，既是中国现代文艺学的理论来源，同时也是构成中国现代文艺学体系的具体框架性的东西。在这种梳理中，既让我们清晰地了解了源与流的脉络，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和潜在问题。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敏锐地抓住了中国现代文艺学体系中的几个关键概念，即民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些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词语，事实上却包含着很不寻常甚至是让人感到饶有趣味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一种学术史意义上的追索，展现了中国现代文艺学的曲折甚至艰难的路程。在这一部分中，笔者以为最精彩之处便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内在精神的概括。在作者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主导精神，并不是通常人们所以为的“现实主义”，而恰恰是与此大相径庭的浪漫主义。作者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精神气质上，自胡适以来（或许说自梁启超以来）的中国学者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浪漫主义的影响，从来都是偏爱革命，偏爱颠覆的。在价值观念上早已先入为主地判定激进为佳，保守为劣。在思想统绪上是断然师从卢梭的，在文学思想上是服膺于浪漫派（鲁迅所宣扬介绍的摩罗诗人当然在其内，而且是浪漫派的典范）的，在政治思想和实践上，则断然是一边倒地倾向法国大革命（包括历次后来的法国国内革命以及巴黎公社），倾向俄国革命。”很显然，作者的这一观点并不是故作新颖，也不是一厢情愿的臆断，而是基于对文学、美学思想流变与更为宏大的时代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深刻关联之考察，基于对十九、二十世纪长时段中历史大趋势之考察而得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因此也是一个值得读者深思的判断。
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提出了自己对当下中国文艺学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的设计，即叙事文艺学。所谓叙事文艺学，尽管在文中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但根据作者的分析和叙述，这种形态的文艺学应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为基础，以中国文史写作传统为出发点，以中国传统的叙事文学作品和现象为对象，其宗旨则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人文关怀的“镜鉴”和“经世”。
在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的确立以及构成的溯源过程中，不时透露出的是作者的反思意识。无论是对诸哲学家和美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观照，还是对重要美学问题如形象思维、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等的思考，作者都有意在还原历史和尊重学术语境的同时，将自身的位置设定在了现在，借助这种时间的自然深度对这些问题做尽可能客观的反思和评判。在这种反思中，作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批判和声讨，而是试图通过这种溯源找到中国现代文艺学的立身之本以及未来可能的生长点。可以这样说，作者在最后一部分中所提出的叙事文艺学的思路，正是基于这种客观溯源而水到渠成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