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明代天启朝二年来华传教，后供职于历局。清代顺治元年任钦天监监正，新编历书，变更历法，施行《时宪历》。顺治十七年，安徽歙县人杨光先上书礼部，反对历书封面用“依西洋新法”五个字。
康熙三年秋，杨光先再次上书礼部，指斥新历推算该年
康熙八年，因推闰失实，杨光先被夺官下狱，初论死罪，后以年老免死放归，病死于途中。汤若望之冤狱则获得平反。
在杨光先的呈文《日食天象验》中，有这样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这样的说法，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有不少人，怕是仍旧耳熟能详的吧。岂不记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叫做――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追溯起来，“宁要……不要……”也还是咱“祖传老店”里的陈年旧货?。
2
眼下常见某某官员、某某代表、某某委员，前一刻还好好的，在讲话，在视察，在训示，在指导，在会议……而忽然被“双规”了，过了若干时日又在媒体上公之于众了，说是因为贪污腐化、损公肥私、收受贿赂、中饱私囊等等，事发暴露云云。此时，往往则要宣布先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再提请罢免了什么代表、委员之类的资格，然后，再交给检查机关，侦查起诉。
不由得联想起，古代实行科举制度的时候，举子士夫孜孜??，寒窗十年，应试取中，得到了“功名”。有了功名，才能做官升迁发财，而一旦犯了罪，触犯了王法，就会惹得龙颜大怒，于是被劾举、被纠弹，但必得先革去所谓功名，其后才能关押、鞫审、处刑。
看来这一点，是古今相继、绵亘不绝、一脉相承的。
――此之谓“刑不上大夫”也。
3
徐世昌，在清末民初，是个不能小觑的大人物：清乾隆朝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后来又当过北洋政府国务卿，还被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
据吴江《从袁世凯称帝失败谈起》（2009.6.19.《文汇读书周报》）一文，此公之“名言”云：
做了一辈子的官，不捞它个数百万，还算是人吗？
当官弄钱，发财，而且大发其财，是正当的，是天经地义的，否则就不是人。做过“大总统”的人物，到底卓尔不群，此等豪言壮语一出口，大有“气吞万里如虎”之概！似乎以“人”的名义，搞贪污腐化，便理直气壮、堂堂正正、气壮山河、伟大光明了一样。
总之，做贪官捞钱，才算是人。――这算什么歪理呢？说这种话，还算是个“人”吗？简直是无耻之尤！
对于我的愤愤然，朋友X颇有一点不以为然，他冷冷地说道：比起眼下的有些贪官来，徐世昌要强得多了，起码他心口如一、直言不讳、有啥说啥呀，起码他不一面贪污受贿，一面大唱如何如何廉洁自律、拒腐反贪的虚伪高调呀！相比起来，他还不像有些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贪官污吏那么装腔作势、那么厚颜无耻吧？
是啊，有的官老爷，不是直到东窗事发之前，还在什么什么会议上，煞有介事、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唾沫横飞地大谈特谈要廉政呀，要肃贪呀，要做公仆呀，要反腐败呀，要立党为公呀，要执政为民呀……吗？
朋友X接着说：哎，这就对了，这年头儿在官场，关键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说什么。
顿时，我哑然无语了。
4
据报载，河南郑州须水镇西岗村的一块土地,原本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却被开发商建起了十二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时，反问记者道：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此言一出，天下汹汹，舆论大哗，一片谴责、声讨、批判、痛愤、痛惜之声。
有说此话“给人的感觉是将党和老百姓对立起来，乃至认为党有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特殊利益”的；有说逯军“党性不强，胡说八道”的；有痛心逯军“失言”的；有说由此暴露了官员“失德”的；又有探讨“官员怎样才算会说话”的；还有为政府出谋划策“应该如何应对‘麦克风时代’”的。结果闹得郑州市委组织部的官员也不得不出面宣称：“逯军此言属于个人言行，只能代表个人，组织部也管不了，国家也是规定言论自由。”于是乎又有说“上上下下，无论百姓还是官员，都在渴望言论自由”，乃至“拿言论自由搪塞逯军事件也不坏”的……
然而，窃以为，逯军不过是下意识地说了“大实话”，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泄露了某一“玄机”而已。
忽又想到：曾几何时，在中国特色的革命文艺理论中，“党性”不仅高于“人民性”，而且“人民性”的提法还遭到过铺天盖地的批判、“围剿”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