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达尔文的传记，取名为“安妮的盒子”，已向我们暗示了一种匠心和巧思。安妮是达尔文的女儿，她很可爱，但她在十岁时去世了。本书就从她父母的结婚开始写，写她的出生，写她幸福的童年，写父母对她的爱，写她的病和死给他们带来的悲伤，当然也写她的死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关系。作者不从正面硬攻，却通过侧翼迂回，描画了一个完整的达尔文，对他的科学理论的形成作出了生动的勾勒，也使我们对其学术活动的全貌有了了解。
达尔文从小到老，都保持着童心。他的父亲是一个出色的医生，但他本人显然不是当医生的料。他从小就爱独自散步，收集昆虫，寻找鸟巢，他父亲认为他是个平庸孩子，常指斥他：“除了打猎、遛狗、抓老鼠之外，你什么都不上心……”他进了医学院，但受不了枯燥的药物学讲授和病人做手术时的惨叫（那时开刀没有麻药），很快改学神学，并学习博物学和地质学。大学毕业，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受邀登上贝格尔号，开始了历时五年的海上生活。别人也许会觉得这是难以忍受的，他却无比快乐。他用网捕捉大量海洋生物，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从而发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秘密。从他的发自非洲的信中能听到童心的跳动：“好多次我所获得的欣喜几乎让我神魂颠倒。正当一只美丽的蝴蝶吸引了我的视线时，冷不丁却又瞥见某些奇异的树或果实；正盯着一只昆虫呢，当它爬过一朵千奇百怪的花时，我又顾不上它了……我的头脑满是迷乱的欣喜。”“我现在对蜘蛛极其着迷，它们极为有趣，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已收集了某些新的属。”达尔文的整个进化论的构架，正是在这种如儿童奔向乐园般的心境中，在大自然的浩瀚的怀抱里形成的。不仅是《物种起源》，他晚年的巨著《人类的由来》也在这次漫长旅行结束时有了初步的构想。他的童心不仅让他关注自然生物，更让他关注人，他对于安妮的观察和记录就是极为传神而又感人的。他把儿童的特征与动物对比，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发现。他的学术生命始终处于蓬勃的状态，这与他始终不让学术离开大自然的土壤，不让自己的研究与研究对象隔绝，是直接有关的。他的长子进学校读书了，这位父亲忧心地感到：“他的兴趣正在变窄，集中于经典课程，我认为以前他有更广泛的兴趣，并且更为关心事情的由来以及推理过程。”这里所显示的，不正是这位大科学家的童心与现代教育之间，或他的成功的学术与今天许多人正从事的学术之间的区别吗？
达尔文又是充满人情味，充满爱心的，这种爱心也给了他的学术以伟大的推动。他对安妮从婴儿期就开始的充满感情的细致观察，推动了他对于整个人类表情的研究。安妮的病和死，促进了他对于遗传问题的思考。但对他毕生的科学成就来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安妮成为他的事业的关键点（也因此成了本书的关键人物），还在于她的死使达尔文看到了上帝和世界的残酷。在此之前两年左右，他已因为自己的研究，发现了上帝造物的荒谬；而安妮的死，更使他在悲痛中看清了大自然的第二重面目。从此，他“坚定地置基督教信仰于脑后。他不与全家一起出席教会礼拜”，同时加快了《物种起源》的研究。他写道：“在口头上承认生存斗争的普遍性是一真理，这不难，但至少我发现，要把这一结论铭记在心，却是难上加难。……我们常常看见自然界光明、愉快的一面……却没有看见或忽略了，在我们四周闲散歌唱的鸟类大都以昆虫或种子为生，因而不断地在毁灭生命；而这些鸟类或它们的卵、它们的幼雏，亦常被鸷鸟或猛兽所吞噬。”安妮的死促使达尔文揭示了“自然的野蛮力量”，自然选择理论――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这样诞生的。
在本书中，能给我们以这种震撼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达尔文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他不断从同时代的华兹华斯、乔治・爱略特、狄更斯等大作家作品中获得灵感和激励，就很发人深思。他在晚年的《自传》中写道：“如果生活能够从头来过，我就会定下一条规则，每周至少要读些诗，听些音乐。”他认为，失去对诗的感受力，不仅会失去快乐，更会影响心智，“因为它使得我们天性中的情感部分有所弱化”。
再说几句本书的译者。我最近才发现，文笔清丽而一向低调的陈蓉霞，居然有那么多科学、哲学的著译，从网上搜一下，竟找到了她十来年里撰写和翻译的16种书！我的一位远在加拿大的年轻朋友，当初赴美留学前，读了大量的书，至今印象深刻，但大都是世界名著和音乐书籍，惟一一本国人写的就是陈蓉霞的《进化的阶梯》。我想说的是，陈蓉霞长年默默劳作，换来的不是显赫的名声，却是一种久远的影响，它们正潜入下一代学人的心底，悄悄地滋养着他们的思维。其实，名声又有多少价值呢？读者在十余年后仍不忘当初阅读的滋味，这对作者可说是最大的欣慰了。那么，这本《安妮的盒子》，只要认真地读过，三四十年后，人们也是会不忘其味的。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
《安妮的盒子》，[英]兰德尔・凯恩斯著，陈蓉霞译，东方出版中心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