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推出其作品中译本并获良好口碑的以色列作家奥兹
如果按出版社来做区分的话，在我的书橱里，译林出版社的图书绝对是沉默的大多数，它们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只给我
我和译林最早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我的青春期，那时候我还是县城里的一个少年。译林出版社有一份刊物，就叫《译林》。我是《译林》的死忠，每一期，夸张一点说，每一个字我都读。我的许多关于西方现代文学的认识都是在《译林》上获得的。我记得《译林》的最后几页有一个资讯栏目，差不多就是高考试卷里的“名词解释”，比方说，达达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在今天，这些词已经构成了我们的常识，但是，在遥远而骚动的二十多年前，在和自己的青春痘做无效的、不懈的斗争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博大而神秘的森林。有人替我把那个博大而神秘森林“译”过来了，一股脑儿摁在了我的脸上。每当我读完了最新一期的《译林》，我的内心总是奇诡的，我行走在大街上，觉得整个县城只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达达主义，而那个人偏偏就是我。――错觉永远是蛊惑人心的，足以使人沉醉。
所以，等我到了南京之后，我见到译林出版社的人总是格外地热情，我猜想我的态度里甚至有些不端。他们哪里知道我的秘密呢，――我和你们相处了多少年了？俺的个娘?。
事实上，我对西方小说的兴趣已大不如前，顾彬先生说，中国的当代小说是垃圾，在我看来，当代的西方垃圾也不少。垃圾见多了，你就会产生偏见，认为整个西方的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事情却不是这样。当代西方有极好的作家，比方说奈保尔，比方说克莱奇奥，再比方说施林克。他们依然在为我们的“国际化阅读”提供最坚实的保障。这些作家未必都是由译林出版社介绍给我们的，我想说的是，我感谢那些翻译，我感谢那些专业出版社，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我们的精神随时都可以做出最为精彩“深度游”。
在这里我必须要说到另一个作家，奥兹。这位来自于我们东方的作家是如此出色，我甚至把他称之为“作家里的作家”。说到这里我就要感谢译林出版社了，我能够阅读奥兹正是得力于译林出版社的推荐。我自己也记不得我给多少朋友推荐过奥兹了，我愿意把我的话再重复一遍：去读奥兹，他写过《我的米海尔》。我还愿意这样说，在过去的十年里，译林出版社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那就是译介了奥兹。
在南京，和我私交最密的出版社当然是江苏文艺出版社，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那里出版发行的，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在江苏文艺出版社，我可以放肆，只要是我喜欢的书，我就厚着脸皮，拿。――谁又好意思厚着脸皮不让我拿呢？可是，我有儿子，他喜欢江苏少儿出版社的出版物，怎么办呢？我就领着我的儿子，站在他们的门口，说：“行行好――”其实就是两个叫花子。问题是，我的儿子小学毕业了，人家的口味也变了，怎么办呢？老叫花子就带着小叫花子来到了译林出版社，“――行行好！”
一个星期前，老叫花子和小叫花子就到译林出版社行过一次乞，译林的阿姨把我的儿子带进了书库。我的儿子仰着头，嘴巴是张开的。知子莫如父，他的心思我知道，他想把译林出版社的书库搬回家。可是，不行啊，不行。
我讲这么一个小故事完全不是说明我的“吃相”多难看，也不是说明我儿子的“吃相”多难看，我真正想说的是，一家好的出版社，一本好的刊物，它的价值到底有多大？我现在就来告诉你：它可以哺育一代人，然后，下一代，然后，再下一代。就像一句广告所说的，承载文明，薪火相传。译林出版社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