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15日，四川境内的藏区长江沿岸，虔诚的藏胞正在岸边祭神，眼前飘然而至一尊红衣红舟的男子，仿佛是显灵的活佛，善男信女立即对他顶礼膜拜起来。红衣男子走下他的橡皮筏子，藏民热情地簇拥而上，把他带进了扎西仁慈的扎西寺住持喇嘛为这位年轻人念了一卷消灾经，善良的藏胞又把他送回自己的航道。
他长江漂流的念头已经在脑子里盘旋了6年，这位西南交大电教室摄影员原定1986年实施的漂流，由于得知美国人坎・沃伦将率“激流探险队”于1985年8月漂流长江，而突然提前一年进行。“中国的长江应该由中国人首先漂流”，这份民族情感促使尧茂书向学校要求组建一支漂流队，但是他的“异想天开”没能得到认同。6月12日，尧茂书开始了他自命为“滚地雷开道”的首漂。
牙科医生尧茂江决定向自己所在的医院请一个月假，去送弟弟一程，在开口前一瞬间他还是顾虑的，单位会为了一个陌生年轻人的热忱，给他假期吗？但是他又担心自己的弟弟，所以这个假非请不可。没想到和单位一说很快准了假，原因是领导非常赞赏尧茂书的壮举，竟给了他的哥哥一个月的假期。尧茂江这时感受到社会力量对长江漂流的支持。
在姜古迪如，尧氏两兄弟第一次看到了大江源头，融化的冰川一滴一滴地汇聚，最后变成溪流、变成河网阡陌。尧茂书用几天时间，将大江源头用照片记录下来，6月20日，那只被命名为“龙的传人”号的皮筏子从长江源下水，尧茂书准备在第100天漂到上海。
尧茂书在首漂前，进行过严格的技术和体能训练，他并不想靠盲勇和蛮干征服长江。按照国际规则，尧茂书在急难险滩沿水牵船，他坚持人船不离水就算漂流的原则。在金沙江中段他前后曾用简筏试漂过10多次，而且每次都是成功的。但在1985年7月24日，有人在金沙江畔的一块礁石上发现了打翻的皮筏，此处离尧茂书下水处已有1270公里。
尧茂书的触礁身亡，揭开了中国人长江漂流的序幕，随之而起的漂流热潮从长江发展到黄河，由小人物书写了一段史诗。次年4月21日，中科院成都分院成立了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6月到9月间他们漂完了全程。队员孔敏、王建军、王振、杨前明和记者万明献出生命。
大江大河漂流打开了中国人热情的闸门，也唤醒了当代中国民间的环境意识。潮水般汹涌的爱国热情曾把英雄抬举得远远高过打翻他们的浪头，随之而来的批评也如浪潮一般，所有的爱与恨都在突破的年代变得没有理性。
这一年的无理性，还表现在商业界，1985年堪称中国当代非正常商业史的开端。君子兰首先开了中国商业炒作史的先河，被称为“赛金花”。一些公款买家大量吃货再将此花变成贿赂品出手，于是君子兰价越黄金，一株可达10万元。在君子兰成为奢侈品和高昂贿赂品后，它还具有了洗钱的功能。这种“非常态”的经济现象在后来的20多年里，频繁地出现在普洱茶、邮票、红木家具的营销手段上。
1985年的文化界也突破了多年的桎梏，从春节这天开始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
这年是牛年，美国费城的唐人街上，华人舞狮游龙，爆竹声脆。这是在这个城市已经居住了19年的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最幸福的春节，就在前一天，除夕夜里，73岁的老人接到了来自北京的越洋长途，他从前的学生、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向他祝贺新春，还急切地询问了那份1月25日文化部、公安部发出的《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收到没有。
几天前刚刚收到平反通知的马思聪全家正处在兴奋之中。马思聪从平反通知上第一次得知自己1968年犯的是“叛国投敌罪”，他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苏武牧羊19年啊！”
马思聪对他的学生说：牛年是个好年，希望大家都好！
吴祖强在1984年11月10日，曾经到费城看望过马思聪，他是第一位敲开马思聪费城家门的中国“官方人士”。此前徐迟、周恩来秘书张颖的探望则是友人私访。吴祖强在大年初一还向老院长转达了全校师生的问候，他希望早些在北京见到马思聪的全家。
在“文革”初年，批斗打骂下马思聪选择逃到香港，在那里被美国领事带到了美国大陆。他在美国发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马思聪归故里一直迟至辞世20年后的2007年12月，由他的儿子和外孙女等亲人护送回国的，是他和夫人的骨灰。
1985年5月，北京作家中凡在文艺部门任职，并有处级以上行政级别的，都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级别忙着买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洁本《金瓶梅》。这一购买权已经比1959年毛泽东批示的供部级以上干部“批判”用，降了好几级。与1959年的第二点不同的是，这次出版是为了“供学者研究用”。出版界这一突破性出版事件，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担着很大的风险。早在四五年之前，她已经组织专家整理出一套洁本，还压好了纸型。但是上级主管部门没人担得起这一责任，到了1982年又碰上“清理精神污染”，直等到1985年才得以出版。
韦君宜坚持出版此书的观点是“《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作家、文学史研究者却看不到它，这不是正常现象”，同时该书只印行了1000套，绝对没有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韦君宜本人和她主持出版的这套删去19610字的洁本一样，在得到众多学者支持的同时也遭到猛烈抨击。
性在古典文学中被阉割的同时，却走进了当代文学。这年，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让人意识到这个年代该开放了。张贤亮本人的开放引起广泛争议，第二年就因为小说畅销而成了作家中的富人，并在10年后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变得一半是作家一半是经营者，成为中国作家中的首富，这个纪录被他保持了近10年才被打破。
在性学专业领域，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酝酿了三年后新中国第一次性学热。
除了民间观念的突破，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突破更是前所未有。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全国4000多万名党员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4%，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3.8%，而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2.2%，文盲占10.1%，这种状况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很不适应。
因此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把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优秀知识分子大量吸收到党内来”。而这些被关心的知识分子却感到他们自己“知识越多越不值钱”。“体脑倒挂”这个词开始慢慢地出现在报端，与原子弹和茶叶蛋这两种原来互不相干的词汇为伍。
由于国际局势的渐趋稳定和中国工作重心向经济的转移，这一年中国在军事战略出现了空前大手笔，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百万大裁军，结束了新中国成立后36年“盘马弯弓箭不发”的战备状态。邓小平认为国家安全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他从国情出发，决定当务之急是得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他的战略开始从一贯的人海战术层面上转移出来，他在会上说：“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1985年裁军就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开始了。1985年，191亿元的人民解放军军费只相当于同年美军军费的2%，不及前苏联军费的零头；但是军人员额是美军的两倍，与苏军相当。面对军队战斗力下降的担心，邓小平打了个比方：虚胖子能打仗？在5月23日至6月6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这次“精兵”其实是“减官”，精减掉的是各种臃肿的编制。当时苏联的官兵比例为1∶4.65，联邦德国是1∶10，法国1∶17，精简前中国却是1∶2.45。精简使中国军人从400万变为300万。
精简后的部队基本上形成了梯次结构年龄。知识结构也进一步改善。
（本文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孟云剑、杨东晓、胡腾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定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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