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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主业下滑出版产业化目标为何

2009-09-1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贺圣遂 我有话说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近日在《编辑之友》撰文《出版的贡献在产业外》,在行业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影响,对正在行进中的出版业的整体转企改制热潮更具警醒作用。本报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将该文主要观点转摘如下,以飨读者。

贺圣遂

最近,令人感动地读到温家宝总理在参加“世界读书日”活动时提到的看法:一个发达的出版业的重要标志在于出版物的质量。继承和发扬是文化的特性,而质量是出版的生命。我想,温总理的这些观念应该代表了政府和国人对我们的期望。

我注意到新近出现的对出版意义探究的一种表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听率先撰文指出,放在社会的宏观背景中,从产业角度考察,出版业从来都是一个小产业,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产业价值有限,出版集团做强、做大的根本标志在于通过优秀出版物的传播影响,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引证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出版活动中其直接的经济回报微乎其微,但它们却开启了宇宙新时代和人类利用核能的新篇章。可见,出版的价值所系,即出版最主要的特征是发掘文化、传播文化,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并非直接创造的经济效益,而是间接产生的社会思想链、经济链上的泛效应价值。出版人的价值和能力更应表现为通过选择、策划、出版和传播优秀的文化而使洛阳纸贵,从而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正是看重出版的这种属性,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针对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的特殊政策,采用降低或减免增值税以及政府补贴等方式一以贯之地扶植出版业。

出版的这种文化属性显示其价值和意义在于引领思想变异,影响文明进程,促进社会发展。且再举一例:“二战”后,美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化水平空前提高。科技进步在造福社会的同时,潜伏的灾难尚未被重视,特别是化学工业对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1962年6月,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推出,环保运动由此肇始。这本书的经济价值也许是有限的,然而其对于社会环保事业的推动作用却是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的。同样,1979年,钟叔河先生开始策划和编辑“中国人看世界”大型丛书,收录了1840年至1911年间我国有海外亲身经历的先哲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巨大轰动,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智慧,更启蒙了一代人的思想,影响之大,作用之深,又岂是它的出版利润可以同喻的?

改制求繁荣是手段,文化要发展是目的,这是毫无疑义的。我注意过国内较早上市的某书业发行企业,据云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28.3亿元,比上年有较大增幅,然而其中图书销售收入仅7.79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8.53%。该企业的图书销售收入,2007年是10亿元,2006年是12亿元,上市前的2005年是20余亿元,图书发行主业的持续下滑令人担忧。据悉,目前国内部分出版集团也出现主业萎缩的现象。无论作为上游的出版集团,还是作为下游的发行集团,如果产业发展了,而作为主业却严重下滑,这无疑偏离了文化企业产业化发展的初衷,也背离了改制的本意。出版业是产业不假,但它是以生产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为主业的特殊产业,如果仅仅是以赢利为目标,完全可以去搞金融投资、期货交易,甚至是房产开发。既然选择了做出版,就要将这个主业做好。唯有做好主业,才能证明出版的存在,才能彰显出版的功用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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