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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最红》:战争小说中的历史足迹

2009-09-1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吴秉杰 我有话说
《太阳最红》,何存中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29.00元

很少读到这样的历史写作,既让人悲伤、痛苦,又让人激动、感奋;让人沉浸在革命战争中缅怀先烈,又让人穿越历史抵达新时代

而深深思考。我曾经看过一位英国学者所写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战争小说是最不真实的。这自然包含了极大的意识形态偏见,如我们也有《红日》等优秀的战争文学。不过许多创作简单化却常常也是不可避免,因为我们最受读者欢迎的战争小说都是一些英雄传奇。战争的残酷性,战争有悖于人性的一面,革命不可避免,它迎来人民的解放;但战争也导致无数生命的牺牲,带来痛苦等,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战争的悖论还在于:在战争中丧失生命的人从来就不是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人,而都是(对立双方中)无辜的人民。只有欢庆解放,没有悲伤痛苦便不可思议。中国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主要是革命战争小说,必然地也包含着上述的种种矛盾。我认为并不是要解决了一切矛盾后才能进行创作,只要忠于生活,发掘矛盾并有正确的历史观,便能在矛盾中前行。何存中的《太阳最红》就是这样一部突出革命牺牲,纪念革命战争,反映红四方面军早期的创建过程和活动,有所突破,并让人感动的小说。

《太阳最红》突出描写的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及随后的历史进程。先讲真实性,何存中本人就是黄冈市文化局的一位干部和作家,对于家乡的革命历史非常熟悉并又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研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曾组织出版了许多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传记,而在何存中的小说中也能看到王树声、王近山等诸位战将的影子。另外,史上记载的党发动黄麻起义前夕的观音洞会议,也在小说中有细节逼真的描写。与真实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及其残酷性。我们的党曾一再地说:中国革命所表现出来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罕见的。可回避这种复杂性和残酷性,或予以简化,却常常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一种保险的做法。《太阳最红》并非如此。黄冈地区走出了200个将军,这是它的光荣,而与此同时,仅黄安一县为了中国革命便牺牲了14万人,占县人口的1/3。小说的主人公王幼勇一家五子二女,参加红军后也牺牲了五个。仅仅是统计数字,并不足以深刻地表达这段历史,重要的还是在小说的艺术构成中赋予它力量。小说着重表现了两个家庭的关系,同时洇影出它背后尖锐的阶级斗争。傅兴垸的大地主傅立松与王幼勇是舅甥关系,他对于出嫁至王家的“老姐”傅大脚有很深的感情,也资助了王幼勇完成大学学业,女儿傅素云又嫁给了王幼勇。王幼勇回乡后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从此舅甥成为对立的双方,开始了以傅立松为首的乡绅联合会和农会、地主武装和红军不可避免的生死斗争。王幼勇的兄弟姐妹,直至他的妻子傅素云都先后牺牲。王幼勇被傅立松亲自带着民团活埋的壮烈场面在小说中更被描写得惊心动魄,傅立松随后也疯了。那一刹那也意味着封建的传统文化在这特定革命时期的历史性的崩溃。阶级的冲突、人性的冲突、伦理的冲突在何存中的历史写作中有着充沛淋漓、可歌可泣的艺术表现。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冲突在以往的革命题材小说创作中是不相容的,我觉得只有深刻地反映这些矛盾冲突,才是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革命先烈的牺牲和付出,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最好的纪念。

何存中的小说每一章都以一段当年鄂东革命歌谣开篇,带入历史氛围。语言是结合鄂东方言的含蓄的现代散文化语言,体现出地域色彩和作者的情感态度。小说中王幼勇、傅立松、傅大脚、傻大爷等人物之所以让人久久难忘,并不仅仅是因其所作所为,更主要的是因为其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情感空间。那是一个代代相因,永违常新,可无限深入的艺术空间。《太阳最红》中还写到了红四方面军在建立革命政权后所开展的经济活动,建设银行发行货币等,那也是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很少写到的。至于结尾,傅立松的大儿子云根重新还俗又认领了王幼勇、傅素云走失了的儿子“枪生”,则似乎可以看做作者对于重建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的一种隐喻。记得在文革前批判电影《红日》时曾有人说,这部电影去掉开头和结尾就可以拿到台湾去放映。这是当时最严厉的一种批评。这样的批判在我们建国60周年的时候当然早已不复存在了。而《太阳最红》就是一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可以阅读的战争小说。伟大的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为本阶级、乃至本民族而写的,譬如海明威、雷马克、托尔斯泰他们所写的战争题材小说,它们的广泛传播也无损于作者的立场。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战争小说也已取得了不少的进步,我希望它们也能够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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