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弃儿
■张旭东（纽约大学）
2009年6月13-15日，上海大学中文系和纽约大学东亚系、纽约大学中国中心召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在最后一日的圆桌会议上，围绕“当代性”
这个讨论的题目是我建议的――“当代性与文学史”。这个题目涵盖很广。但是它背后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不是一个泛泛的、国内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而是借用了保罗・德曼的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史》（Literature Modernity and Literature History）。这里我不打算详细介绍这篇文章，而是想在“重新考虑当代性和文学史这两者的关系”的理论层面上，借助德曼的思路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谓“当代性”，指的是，我们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把一切有关我们自己的经验――包括文学经验、政治经验、社会经验、个人经验等――高度当代化，也就是说，作为当下的、眼前的瞬间来把握。此刻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并不在一个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时间轴上思考，这是单纯的经验和体验的本质，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冒险”。“当代”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仍然在展开的，尚没有被充分历史化的经验。“当代”不属于已知的过去，甚至可以说它悬置在历史之外，因此具有一种特定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没有当代化或者当代性的基本含义，我们就没有当代文学这个问题，而只有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经验。我从来不觉得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弃儿，被现代文学所排斥，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大概只有在一种狭隘的专业主义氛围里才有可能。相反，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却是要有意识地把现代文学排斥出去，把它作为“历史”归入另册，从而为把作为当代经验有机组成部分的当代文学经验从“过去”分离出来，把它保持在一种特殊的思想张力和理论可能性之中。通过这种非历史化的自觉意识，当代把自己变成了所有历史矛盾的聚焦点，当代文学则把自己变成了所有文学史的最前沿和问题的集中体现。尼采曾说，“所有的历史最终都来到了现代性”，这里的“现代性”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文学最终都来到了当代文学。
最高意义上的当代，必然是现代性的最激烈、最充分、最政治化的形态；而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必然是文学本身最政治化、最具有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界定当代文学，它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界定着文学性本身，由此回溯性地界定一切关于文学和文学史的思考和讨论。当代文学自身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具有批评和理论的蕴涵，除此之外，一切都属于历史，属于过去，属于当代意识的对象领域。现代文学也好，古代文学也好，作为知识的文学理论也好，都只有“史”的含义，而当代文学总体上同“历史”和“知识”对应或对抗，因为它存在的本体论形态是行动，是实践，是试验，是冒险，是选择、判断和决定。文学虽然是一种表象或再现，但就其最内在的想象力和赋形能力来讲，它不属于反思和观念的谱系，而是属于一种不确定的、尝试性的生产性或创造性活动，即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活动，并通过这种自身的内在属性而进入了广义的“当代”和“当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
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王晓明（上海大学）
我们这个会议的会标，在“共和国文学”后面打上了年份：1949－2009，就是说，我们是在讲过去发生的事，是在谈历史；当然，是站在今天来谈历史，就如刚才大家说的，是从“当代”或者“当下”来说历史；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站在今天谈过去，眼睛却是望着将来的。将来是什么？这次会上有一个小组的题目叫做“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很多人共同关心的一种“将来”。
说“重建”，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现在实际存在的文学跟社会的关系不满意。虽然不满意是很普遍的，但“重建”非常困难。我们要重建的是两者的关系，但这两者：文学，社会，本身歧义都很大。什么是“社会”？今天中国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中国思想界最根本的分歧，大概就在怎么来解释中国今天的社会这一点上。
再看文学，今天的中国文学到底是什么？它在哪儿？都是问题。从现在互联网的情况看，可以说今天中国大陆的文字阅读人口――或者说文学人口――的总数并没有减少，甚至还在扩大。文学图书的出版总量也在增长。上海本来只有四个中文系，最近十年，增加到了七个。可是跟这样的情况相对应的是，我们习惯上认定的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我们通常会觉得，王安忆、莫言，这样的算是文学，可是，现在有大量文学读者的兴趣转向了。在纸面文学――且不谈互联网――的范围里面，韩寒、郭敬明，还有更大量的其他的“作家”（姑且打个引号），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个人形象，都吸引了大量的、比喜欢王安忆、莫言的读者多得多的年轻读者。在这种情形下，到底什么是今天中国的文学？王安忆、莫言当然是，那么韩寒和郭敬明呢？我定期收到一些房地产企业办的刊物，里面大概有一小半篇幅，是登载一些散文、诗歌、甚至短的小说。对这些配合了广告、CEO讲话的“文学”作品，我们怎么看？
今天上午跟董之林先生聊天，她提到一个词：“资本主义文学”，我觉得放在这里正合适。不是资产阶级文学，而是资本主义文学。这个资本主义文学是不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们该怎么来处理它？从这个角度讲，文学是什么，当代文学是什么，真成了问题。
我们不满现实，我们努力跟现实斗争，我们觉得文学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是文学，它有“文学性”。长久以来，“文学性”一直是我们信赖的一个武器。可是，现在，我们不但终于发现，社会黑暗早已经变换了很大一部分形式，常常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我们更发现，若干我们自以为用得很顺手的斗争工具，其实在对方手里，它挥舞得比我们更利索。那个在1980年代形成、到90年代渐成主流的“文学性”，就是其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重新阐释文学性？如果说我们仍然相信，这世界上依然有真正反抗性的“文学性”，它真正的特质和居所在什么地方？
我想说明的是，在今天，文学究竟在哪儿，是什么，已经成了歧义非常大的问题。当然，你如何理解“文学”，一定是和如何理解当代社会联系在一块儿的。只有对文学和社会有了初步的理解之后，才谈得上重建文学和社会的关系。
文学研究出现了严重的文学史崇拜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
批评家们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的共识，决定了一个时代对于文学的基本理解，以及文学创作的潮流。因此，是批评定义了文学、界定了文学史的研究，而不是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好像总是先有了文学作品，然后才有文学批评。这是柄谷行人意义上的一种典型的“颠倒”。我想，今天之所以要从理论层面上来展开、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下中国的文学研究风尚尤其是大学体制里，出现了颇为严重的文学史崇拜现象；也确实到了须要纯正的“批评”出面来以正视听的时候。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发生来看，这一点则格外清楚：是1949年之后那个时代对文学性的理解――而在那种理解的背后，站着旭东先生刚才所说的“政治性”――生产了对于学科的需求及现代文学史的基本面貌。这就是说，“当代文学”生产了“现代文学”，不仅是一个理论的断言，也是相当符合历史实践的。这里，非常值得继续发挥的论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共和国60年里几次大的学术范式的转换，正可以透过“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的关系”这个视角得以高屋建瓴地观察并讨论。特别是当今，在文学史越写越厚、文学史研究越来越碎的情形下，很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一种全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无可能？比如在我看来，最近二十来年里，文学研究界大致分成了两大套路子，一个我称之为“重阐释”的传统，就是强调文学的政治性、看重“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读法；另外还有一个“轻阐释”的传统，就是从所谓文学性出发、在文学史内部展开的读法。这里的“轻”与“重”我希望不含褒贬，而所谓的“轻”，还要有点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意思。然而，我知道很难。要“轻”出一个“不能承受”的味道很难；“轻”与“重”之间，连不含褒贬都难，更不用说要二者取长补短该有多难了！当然，我们宁可要货真价实的“重”或者“轻”，也不要廉价的“不轻不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得弄清楚“孰轻孰重”。所以，只有在不可能前提下创造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可能，无论是文学，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研究。
如何面对文学史的解读
■蔡翔（上海大学）
我想旭东谈“当下性”不是想把当下凝固化，刚才旭东自己也认为“当下性”的内部充满了复杂的搏斗和变化。但是我要引申开来说什么呢，一方面，所谓“当下”，这个“当下”本身也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个塑造包括了历史的塑造，所以我们对“当下”的理解不能仅仅理解为它是一个已经被塑造出来的“当下”的形态。所以，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摧毁这种“当下性”，然后创造一个新的“当下性”。这就涉及到我们在文学领域里面如何面对文学史的解读和讨论。《公开的情书》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都涉及到了“信”，一个是具有启蒙色彩的作品，一个是先锋派的作品。我当年读《公开的情书》的时候，一个最奇怪的感觉是好像回到了19世纪，因为我们都知道“文革”后期整个中国都似乎回到了19世纪，一方面是政治高压，一方面是民间的大大小小的读书团体，各种各样的新的思想和实验精神开始萌芽。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正是在文革后期出现或者说形成了一种新的“同志”的概念。19世纪和20世纪，它的基础就是“同志”，有讨论，有“写信人”和“收信人”。但是在孙甘露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它只有“写信人”，用德勒兹对卡夫卡的描述来说，只有“写信”的欲望，但是没有“收信人”，也就是说在8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感觉到“同志”这个概念在中国逐渐地解体。那么现在马上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公开的情书》是我们的当下，还是先锋派文学是我们的当下，哪一种是我们的当下？我们很容易说，先锋文学的叙事建构起来的是我们的当下――漫无目的地行走，没有未来没有方向，只有倾诉的欲望，没有我们可以交流或者沟通的可能性，等等。这当然是我们的当下了，但是我想很多人可能会不满足于这个当下。他要通过对历史的某个幽灵的召唤，重新创造一个19世纪，因为19世纪打开了我们通向20世纪的道路。当然这并不涉及对某些叙事的历史评价，不涉及文学史的评价问题，而是说我们要寻找、召唤哪些东西来创造当下。我个人感觉更重要的是创造这个当下，摧毁已经被某一种叙事建构起来的当下。我想这就是我们对文学史的阅读背后所隐含的像旭东说的这样一个“当下性”，它的内部充满了搏斗甚至自我的否定性。但是它也不意味着对我们过去的完全的一笔勾销，那是另外一回事。
“当代文学”的概念是中国文学的不幸又是侥幸
■陈晓明（北京大学）
如何去理解当下性，我记得2001年杰姆逊提出一个“当下本体论”的命题。这个“当下本体轮”其实是整个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问题，从齐泽克那里也可以看到，包括内格尔、哈特的《帝国》都试图建构一个当下性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激进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应对当下的问题，当下是所有问题的出发点。确实我们现在称之为当代的范畴，有中国自己的学理内涵，在西方并没有“当代文学”这个概念，这是中国的不幸又是中国的侥幸，我们有这样一个当代的概念，使我们的阐释途径和阐释立场得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开展空间，以及开展的资源。西方的当下性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无法更改，称之为“历史的终结”似乎也不为过。尽管我们可以批判“历史终结”论，但资本主义的当下性确实翻不出多少现实的花样，但中国不同，中国当代性永远是生机勃勃的，无限变异与无限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阐释可能的当下空间。这一点我们怎么去牢牢把握住它，而且同时去找到它的更大的一种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考虑的。当然，考虑阐释的出发点与目标时我又有很多的困惑。诸位的思想与立场我是极为重视的，尽管把诸位命名为“新左派”未必恰当，但诸位的学理立场在当今中国确实有独特之处，与80年代延续至今的我这代人的学理立场还是有些区别的。正因为此，诸位的学理立场也经常构成我自我反思的参照体系。我们对现在的当下性感到焦虑，一方面我们在遗弃它，另一方面在遗弃它的过程中我们又感到困扰。旭东并不想完全停留在前30年，他试图在当下性中建立起一种阐释前30年的立场和话语表达方式，或者说批评方式。今天我们来讨论重新阐释并不算为时太早，同样，我们重提批判性和反思性也不算太迟，反而是恰到时机。我们今天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并不是回到从前的政治立场，在简单明了的“拨乱反正”的旗帜下，其实是把前30年封闭于历史仓库中。我觉得对前30年的神圣化和对社会主义经验的神圣化也还是我们依然要警惕的，这是当代性开展的一个维度，如果说没有立足于当代性对前30年的一个反思性的批判，我觉得它会关闭它的空间，会使重新打开的论域窄化，变成我们自娱的学术话语。
清理80年代的先锋文学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
旭东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存在的政治性是批评的出发点。但问题在于怎么保证存在的政治性，我理解蔡翔老师那个所谓现实的虚构或者当下的虚幻，也和怎么来保证存在的政治性有很大的关系。说实话，我对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态度比较复杂，因为我和文尖都是1985年进大学中文系的，可以说恰恰是被先锋文学唤醒的一代，仔细追究，我们的文学观就是被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所塑造的。所以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如《班主任》之类作品，我们并没有多少直观感觉，相反，对先锋文学却很有感情，似乎自己是这一段历史的在场者。但今天却不得不对这一段历史加以清理，在我看来，对先锋文学的清理其实是对自我的清理，尤其是对自我的文学感觉的清理。在这一点上，坦率地说，文尖和我是有区别的，他可能与旭东比较相近，那就是对先锋文学有比较多的眷恋。蔡老师说旭东心里面有一个先锋文学的梦。我认为很准确，因为有了这个梦，往形式的层面去，你就会喜欢某些特定的作品，甚至因为这个梦，而给与某种类型的作品以过高的评价。而我现在可能已经没有那个梦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和存在的政治性有关系。因为存在的政治性不是一种给定的政治性，而是即将到来的、逐渐生成的政治性。我对先锋文学的厌倦，恰恰不是因为它当时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是当先锋文学所形成的这一套对文学理解的方式，逐渐变成一种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方式，并且被定义为只有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理解历史或现实才是文学的方式，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种凝固的没有活力的方式，我才觉得要告别这种文学了。
重新引入“历史维度”
■吴晓东（北京大学）
因为我在现行的学科体制中是属于现代文学专业的――现在只有北大，还有少数的几个学校的中文系现当代教研室分开。所以称我们的现代文学的体制现在是被当代文学创造出来的，这对我们现代文学的打击，可以说多少是有点毁灭性的。但是我非常非常认同旭东先生所谓的这个“当代性生产现代文学”的说法，而且我觉得“当代性”的概念甚至也是一个比我们一直用的“现代性”更具生产性的一个概念。我是非常赞同“当代文学生产现代文学”这样的表述的，我可以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的一个说法来印证所谓“当代文学生产现代文学”。安德森的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与历史的进程和人们的常识完全相反。安德森的本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一个“起源的现在”的意义上孕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而旭东先生的“当代性”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一个“起源的现在”。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旭东先生这个“当代性”是否就是从60年这个时间段的当代文学中生发出来的？既然是当代性可以生产“现代文学”，那么是否同时存在一个“当代性”也在生产“当代文学”这样一个问题？我还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政治的当下性是“当代性”这个范畴中最核心的界定？当然我十分认同政治的当下性的确构成了界定“当代性”这个概念的核心内涵，而且我也很赞同旭东先生对“当代性”中的“未来指向”的论证。但是恰恰也是这种“未来性”规定了这种当下的政治性可能永远是一个流动的范畴。比如刚才罗岗先生说，80年代的先锋小说现在看恐怕贡献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先锋小说在80年代也曾有过它当时的“当下的政治性”，而且是非常鲜明的甚至是非常激进的政治性。那么为什么这个政治性过了20年，在我们的阅读的感觉中它就消失了呢？所以说这个“当下的政治性”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永远不停地流动的范畴？因此当下的政治性的内涵会不会也使“当代性”的概念成为一个乌托邦的概念呢？――我这个“乌托邦”是从正面的意义上谈的，比如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乌托邦的未来指向等等，都是从正面的意义上对乌托邦的概念进行讨论。所以我赞同蔡翔老师重新引入“历史维度”的说法，我也认为“当代性”恐怕也要同时处理和历史的关系。另一方面，我还觉得“当代性”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它不仅可以反思现代文学，可能更重要的是反思60年的当代文学，只有具备了这种“反思性”，它对讨论当代文学才更是一个有效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