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使冯至先生认识到他前期对歌德的研究中存在如此重大的缺陷呢？是恩格斯批评格吕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据他在《论歌德》一书的代序中讲述，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他读到恩格斯这篇文章。恩格斯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格吕恩所宣扬的“真正社会主义”，但冯先生发现，其中有一段话对歌德做了“精辟的分析”。这段话是：“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法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说明‘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冯先生在引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之后写道：“我读了恩格斯这段话，反复思索，过去我虽然从歌德那里得到不少教益，但对于歌德之所以成为歌德还是知之甚微。”
可以这样说，冯至先生完全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终不变地按照恩格斯制定的歌德“既伟大”又“渺小”，既是“天才”又是“庸人”的框架来研究歌德的。他还特别指出，“只强调歌德的积极方面，不谈他的消极方面，这不符合恩格斯的精辟分析”。所以，在冯先生的所谓他研究歌德的“后期”，即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歌德在冯先生的笔下始终是这样的：作为伟大作家和思想家，“他气势磅礴，包罗万象，好像咀嚼了全世界文化的精华，敢于向与莱布尼茨同时代的科学泰斗牛顿挑战（虽然他的颜色学理论是错误的），钦佩富于反抗精神的拜伦，自认为从英国的戏剧家兼诗人莎士比亚，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瑞典的自然科学家林奈得到无限的教益；他旅行瑞士和意大利，称赞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神游波斯，阿拉伯的原野，对远方的中国也有一定的理解。他永无厌倦地在精神世界里翱翔，创作出许多名篇巨著，这些功绩在人类历史上是不能泯灭的。”在充分肯定了歌德是位伟大作家和伟大思想家之后，冯先生在这篇代序中又紧接着指出歌德庸俗的一面：“他的这些奋斗和努力并不影响他的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也无伤于他周围带有鄙俗气的环境。”这就是说，歌德的“庸俗”和“渺小”表现在，他的这些奋斗和努力是在“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中进行的，并不触及“他周围带有鄙俗气的环境”。冯先生还指出，歌德“视秩序为生活，对群众运动有本能的憎恶”，他希望在平静中生活，反对革命。另外，“他在魏玛公国担任各种行政工作，小心谨慎，对王公大人毕恭毕敬。”总之，“歌德在精神世界里所想的，所创造的是那样博大，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显得那样渺小。”
冯至先生对歌德的这种评价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对歌德评价的基本模式。人们在谈及歌德的伟大时总要强调一下他如何“庸俗”和“渺小”。所谓“庸俗”就是指他如何远离革命洪流，甚至反对革命；他如何反对革命暴力，敌视群众运动。所谓“渺小”就是指他不仅在宫廷供职，而且在王公面前奴颜婢膝。其实，歌德只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他不是一个革命家，用革命者的标准去衡量一个醉心于文学创作和潜心挖掘人生意义，自然奥妙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的作家和思想家是不合适的，更不能由此得出“庸俗”之类的结论。另外，也不能说，一个作家，一个思想家对王公及其代表的制度只能采取批判的态度，如若不然，那就是“渺小”。
恩格斯作为一个革命家，从革命的立场出发，为了革命的目的，有权对歌德做出他认为合理的评价。1949年以来，我国的歌德研究基本上是在恩格斯的那段语录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歌德研究要想有所丰富，就有必要突破这个框框。近年来，很多人尝试从新的角度研究歌德，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叶隽写的《古典和谐与东西衔接――经典文本体现的歌德思想之形成》，就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部学术专著。
叶隽在《绪论》中说，“歌德的意义，仅从文学史的角度是谈不清楚的。”为了真正了解歌德的意义，他“愿意用一种以文化社会学理论为主的模型来考察他，将其置于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综合视野中，力图展现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歌德。”
在德国思想史上，一直有两条线索，一是逻各斯路径的启蒙、理性、科学等；另一条则是由秘索思路径而来的“浪漫情径”，到后来则表现为反启蒙的非理性（感性）、反科学与癫狂。把“秘索思-逻各斯”二元结构引入到思想史领域，秘索思就演化成“保守主义”，而逻各斯就演化成“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多为思想家，他们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在文化领域大显身手，而保守主义者则在现实政治领域引导风潮，在那里占据优势。歌德虽然在狂飙突进时期一度倾向于由秘索思路径而来的“浪漫情径”，但他很快就又回到“启蒙-逻各斯路径”。所以，歌德基本属于那种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的思想家，他虽然也参与实际工作，如到各地旅行考察，研究自然现象，指导开矿修路，等等，但他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斗争。他在文化领域大显身手，但在社会政治领域却不是引领潮流的先锋战士。叶隽认为，“正是从这样一种特殊的视角切入歌德研究，我们才会揭出歌德在更广泛领域中的意义。”
叶隽有一个主要的结论是：“歌德的思想或许代表了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尚无法攀越的高峰。”为了证明这一结论，他将歌德的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将文本阐释作为最根本的研究策略，但又没有陷入就文本论文本的狭隘思维中，他在探讨一部作品时都要把它与同时代相类似的作品放在一起，对它们进行综合考察，而我在这里就不叙其详了。
叶隽的这部著作有许多大胆的论断，人们也许会对其中某些论断提出质疑，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歌德研究的不断发展变化，这本身也同样是一件富有意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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