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率高于发达国家
2009年3-4月，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在重庆、上海、苏州、大连、广州、东莞和深圳共7个城市作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02份。在调查中，听到频率最多的反映，是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过重。
企业在计算社会保险支出时，通常把雇员的缴费也考虑在内，一并计入劳动成本。依据企业行为理论，劳动成本过高，会促使企业通过提高资本密集程度来替代用工量，从而最终导致全社会就业机会减少。2008年，某调研城市各项社会保险费率合计，相当于企业工资总额的45%。按照缴费基数下限算，企业为一名员工每月至少缴纳465元，员工个人每月至少缴纳150元。2009年，市政府将企业对医疗和工伤保险的缴费率分别下调了1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但下调后的社会保险总费率依然高于严重老龄化的欧洲发达国家。
1970年，联邦德国的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合计起来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6.5%。到2004年，这个比率增加到41.9%。高费率和高福利使得部分劳动者宁愿失业，也不愿寻找或接受低收入的工作；企业则难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员工人数。结果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以至于德国不得不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通过降低失业保险水平和推行更加严格的社会救济制度来促进就业。自2006年始，社会保险总费率降至40%以下，同年，德国的人均GDP已达26,500欧元（约34347美元），相当于2008年上述调研城市人均GDP的3.4倍。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及该市，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总费率却也不相上下。对照德国的经济总量和社会保险费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判断，中国城市的社会保险费率偏高。这些城市之所以没有陷入劳动力市场僵化和社会福利基金难以为继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工因年轻和健康而对城市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做出了净贡献。
二、降低对企业征缴的养老保险费率来促进就业
2009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养老保险总费率达28%（企业费率20%，职工费率8%）。与此相对照，2007年，联邦德国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率为19.9%。中国企业的缴费率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它包含着填补国企改制遗留的养老基金缺口的成分。当前，面向全社会的企业和员工的养老保险缴费安排，应包含如下政策权衡：对雇员缴费率的确定，既要保证积累的基金能够满足他们在退休年月的基本生存需要，又不至于迫使其削减当前的必要生活消费的支出；对企业缴费率的确定，既要满足基本养老保险预算的需要，又不至于削弱企业的发展能力并影响到就业岗位的创造。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近制定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用工单位的缴费率为12%。可以设想，一旦这个办法付诸实施，就会导致企业在同等技能的劳动者当中偏好雇用农民工，从而将不利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就业，并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与其如此，倒不如选择这一缴费水平作为最高限，将企业为城市户籍员工承担的缴费率降下来，建立公平的就业竞争环境，以便为全国性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创造必要的条件。
三、与降费率相匹配的政策措施
上述建议的费率下降幅度较大，将会缩小统筹基金的规模，以至于影响到目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为此，需要采取与降费率相匹配的政策措施：
第一，借鉴智利政府推行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一项有益经验，建立公共养老基金。将包括大型国企上缴利润在内的财政资金作为基金来源，一方面用于逐步填补国企改制留下的基金缺口；另一方面，用于对低收入者实行养老救助，保证他们领取的养老金不低于贫困线。
第二，针对中小企业，建立税收优惠和农民工就业指标挂钩的制度。根据英国国际财务公司Ernst&Young发布的全球企业可比税率，中国属于高税率国家。例如，2007-2008年，应税额在1亿韩元（约83752美元）以上的韩国企业，税率为25%；应税额在1亿韩元及以下的企业，税率为13%。同期，中国企业的可比税率一般为25%；小企业和盈利状况较差的企业的税率为20%。鉴于此，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减税，将有助于改善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激励这些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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