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出版，作为一种出版现象，在出版界来说是一个常常被热议的话题。这当然与中国大学出版社的业绩及其迅猛膨胀的态势有关。人们在关注这一出版群体的超常发展时，常常会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大学出版社
中国最早的大学出版社
号称历史最悠久的两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但实际上这两家中国最早的大学出版社均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即停办。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才陆续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78年复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复社，所以中国最早的大学出版社发展历史实际上都不到三十年。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家大学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出土，最早的一批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外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外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7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0年。最晚成立的是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成立于2008年5月。
第一次创业：奠定基础
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是大学出版社开创事业、奠定基础的阶段。我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第一次创业”。这个时期的大学出版社，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推进，大学出版社也开始逐渐有了市场意识，能够比较主动地拉近出版社与市场的距离；二是大学出版社以大学的背景和资源为依托，主抓“教材/教辅”这个大市场；三是基于自身优势，抓住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机遇。
在这个阶段，大多数出版社走过了举步维艰的初创阶段，并抓住机遇，以不同的发展思路，增强自身实力，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次创业：快速发展
从1990年代中到新世纪的前几年，是大学出版社“第二次创业”阶段。截止2008年底，全国共有108家大学出版社，占全国579家出版社的19%；大学出版社的地区结构差异分布不均，北京、上海两地高校出版社较多，占全国大学出版社的55%左右；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保持较快速度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更高于全国出版行业的3%-5%的缓慢增长速度；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社前20名的排名中占据较多席位，有一批大社强社。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已显示出严重的两极分化，呈现出强者更强的态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梯队，强者更强；第二梯队，朝“精、专、特”发展。
2008年全国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排名前五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8.5亿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1.24亿元）、清华大学出版社（9.1亿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7亿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6.23亿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排名第七，为5.88亿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专业类出版社和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出版社（第二梯队），受地域、语言、专业领域的发展空间限制，朝“精、专、特”的方向发展。此类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从几百万元至上千万元不等，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东华大学出版社、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东北大学出版社、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等。
大学社快速发展的“秘密”
人们在热议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同时，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能够高于其他类出版社的速度发展？这是一种规律还是一种偶然？这里有什么秘密吗？
其实，对于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原因，已经有很多人做过探讨。无非以下几点：一曰资源优势。每一个大学出版社一定依托着一所大学，这是它的先天优势，只要利用好这一优势，不愁没有好的选题。一些名牌大学出版社之所以发展得好，它所依托的那所大学帮了很大忙，这就是品牌优势。二曰人才优势。大学出版社背靠大学，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物色到最优秀的人才。据统计，在全国出版社的人员结构中，大学出版社的学历层次最高。当然，出版社的成功与否不能与高学历划等号。但是，有一个整体上学历层次较高的团队，总是一种人才结构上的优势。三曰区位优势。大学出版社，处于中国教育的最前沿，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是最早感知中国教育的春风、春雨和春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出版业的繁荣，是教育造就的。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由于与教育的天然联系，使它们有可能把教育的优势转化为出版的优势，把教育的资源转化为出版的资源，把教育的机会转化为出版的机会。这些年师范类出版社发展特别快，足可印证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思考一番，我们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谓的三个优势并不是大学出版社所独占的，它们大多是一种公共资源，大学出版社可以用，其他的社也同样可以用。要说大学出版社就是凭藉这三点就可以取得超出一般出版社的发展业绩，其实说服力是不足的。人们还是要追问“为什么”，也就是说，大学出版社究竟有没有发展的“秘密”？我的回答是，如果硬要说“秘密”，确实可以说是有的。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大学出版社较早地直接面对市场、进入市场，并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进行了改革和运作。中国的出版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它对教育的依赖。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的教育市场，主要依赖的是所谓的“系统”，即计划体制和官方系统。如上所说，由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出生比较晚，所以当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痛苦地发现：教育出版的“系统市场”早已经被瓜分一空，它们连残羹剩饭都吃不上。大学出版人领悟到，“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生存的压力迫使它们在系统之外寻找生机，于是它们便不得不走向市场。伴随着出版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较早适应市场的大学出版社呈现出“疯长”之势。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的成功是被形势逼出来的，也是它们主动适应市场的结果。
第二，中国的大学出版之所以可以“疯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们享受了二十几年的免税待遇。国家为了支持教育产业的发展，多年来一直对校办产业实行免除所得税政策。大学出版社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产业有幸享受了这一政策。
综合以上两点，我认为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秘密”在于，第一是命好，所谓生逢其时；第二是争气，即能够积极进取。
“危机时代”的来临
但是，大学出版社的命运并不是永远会好下去的，危机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2003年，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加入WTO所做的承诺，国家取消了对校办产业的免税政策。大学出版社在进行了一系列苦苦的哀求与毫无意义的挣扎以后，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它们必须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
这一变革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因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社，除了极个别学校特别富裕的如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外，都承担着向学校上缴利润以补贴学校办学经费严重短缺的责任。据我所知，出版社向学校上缴利润少则20%、30%，最多的要上缴50%以上，如华师大社、上外社等。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把出版社当做“钱袋子”，尽其所能地向出版社索取。事实上有些学校，在做下一年度的预算时就已经把出版社的利润计划在内了，缺了这一块，第二年的预算就会出现问题。
这对出版社来说却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它们还得上交33%的利税。这就是大学出版社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双重纳税”。
在如此的经济压力之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之路究竟如何走？如何把发展经济规模与提升学术品位完美地结合起来？是走纯商业出版之路，还是继续走学术出版之路？大学出版社在资金拮据的态势下如何实现体制、机制及产品与技术的转型？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出版人无法回避却又不知何从解脱的困惑。
“第三次创业”迫在眉睫
进入新世纪，对大学出版社来说，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就是――“改制”。
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以来，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地方出版社相继进行了企业化改革试点并取得成果。但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很长时间内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为什么？因为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大学出版社要求保留事业单位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1）强调大学出版社的特殊性，自己是为科研和教学服务的机构，不能视为单纯的企业。2）强调所谓的国际惯例，要求如牛津、剑桥一样享受免税的待遇。3）强调大学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学术出版不能市场化。如此等等。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正是两头都占便宜的结果。它们不想丢掉既得的利益。所以，大学出版社没有改革的动力。
但是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2006年3月，中央又召开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会议，重申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会议第一次明确指出“大学出版社属于改革的对象”。紧接着，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组成调研组深入各高校调研，确定了第一批试点的出版社。
我认为，出版社的体制改革，从所谓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变为企业，是出版社本质属性的回归，是理顺出版社的经济关系、权属关系、人力资源关系，而这是进入市场、驾驭市场、适应市场的前提条件。所以，改制是顺应潮流。
再者，从现状来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其实一直在按企业规律运作，很多出版社工商登记注册的就是企业。发展良好的出版社也正是那些企业化管理做得好的。所以改制是水到渠成的事。
此外，根据国家综合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如果将来国家在管理公益性单位时严格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对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办法，那么，那些所谓的公益性出版社就会受到税收、出书范围、经营范围、薪酬分配等的种种限制，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所以改制势在必行。
2007年初，18家高校出版社成为转企改制试点单位。至2009年，这批“探路者”们已完成改制一年有余。
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改制过程为例，这条路走得是相当艰难，经受了剧烈的阵痛。首先，要非常重视协调与学校的关系，要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这是改制过程中要坚守的重要原则。第二，在清产核资、审计和资产评估方面，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学校国资管理部门选定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确认了出版社的资产状况。第三，经过改制，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有明确的议事规则并得到切实执行。第四，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第五，在改革方案中，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是一大亮点。
改制的积极效应和成果非常明显：由于采取了一系列以人为本的措施，让员工真正从改制中受益，绝大多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出版社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在此基础上，出版社的竞争力也不断加强，市场反应能力明显提高。改制以后，政府在书号资源方面的适度放宽，合理分配，使华师大社的书号困难明显得到缓解，提升了编辑们开拓好选题的积极性，出版社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可量化比较的方面看，以2009年7月底的财务数据为标准，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发货码洋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74%。
我深刻感觉到，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正处于“第三次创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出版的集团化大趋势，使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国内外资本运作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数字出版浪潮对传统出版业态的冲击……这些全新的外部环境，也给今天的大学出版社提出全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改制带来的变化？如何应对公司化管理的新挑战？如何抓住数字出版的机遇？还有很多隐性的问题，随时可能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深化或者激发出来。
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正从孱弱青涩到蓬勃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出版业不容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商业现象，这一页值得我们书写和纪念。我希望“第三次创业”能给大学出版社带来新的动力和活力，让大学出版社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我也相信，在党的正确政策的指引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积极探索自身的理性发展之路，假以时日，中国大学出版的“牛津”和“剑桥”就一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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