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战争题材的影视出版比较火热。相对于过去，我们现在更多倾注于被战争裹挟
笔者近期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原美军第192坦克营B连中士列斯特・坦尼博士的回忆录《活着回家》，就是这样一部难得的人性展示的作品。它展现的是美军在菲律宾的巴丹战场，尽管充满了死亡血腥和仇恨，但作者的文字又超越了战争――在入木三分刻画日军暴行的同时，侧重战争境遇中的人性支撑和内心感受――他讲述了战俘们那一个个乐观互助、笑对死亡的故事。令人感喟的是，作者在时刻面临绝境之时，仍展现着坚韧和乐观――活着回家，不惜一切代价回家见心爱的妻子！在血和泪的交织中，它带给人强烈无比的心灵震撼。
走出“鬼门关”的幸运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个20岁刚出头的芝加哥青年，敏感地意识到大战即将来临。为了兑现对美国的神圣的义务，他放弃了已经小有起色的事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伊利诺斯州的梅伍德地区国民警卫队，并被分配到第192坦克营B连。初出茅庐，心怀梦想。他还以为在服役期满后进大学读书，或继续干自己的老本行呢。但是，此时美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转向了战争轨道。坦尼的部队被编入美国联邦军队作战序列，一年之后被运送到菲律宾。日军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后，坦尼的部队驻扎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附近。次日早晨五点半，坦尼在睡梦中被叫醒，“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抬头看，它们又来了”。克拉克机场遭受突袭。
一个懵懂的少年就这样被急匆匆地“拉入”到了战争状态。当时的慌张场面，坦尼描述了一段坦克无线电通讯员之间的对话――
1号坦克通讯员问：“该死的！坦克的弹药藏在哪里？我到哪去找炮弹？”2号坦克通讯员回答：“我哪知道！我们在这该死的坦克里也没找到。有人知道吗？”1号坦克通讯员又说：“他妈的！在我们离开波克基地的时候，就应该给我们说明书！早该派人来教我们一下，现在管个屁用！”3号坦克通讯员说：“我问过队长了。他说，我怎么会知道。”
这群“新兵蛋子”就这样参加了战斗，一直奋战到爱德华・金将军下令向日军投降的那一刻。
美菲联军投降人数约为78000人。但短短62英里（约100公里）的押运，死神却时刻向他们招手――在酷暑难耐的菲律宾原始丛林，日军一路上除了初期给予少许的食物外（根据幸存者表示，仅给一次高尔夫球大小的米饭），不许徒步行军的战俘再有任何饮食。凡是企图找寻饮水与食物者，即被日军以刺刀或开枪处决。即便有若干侥幸者躲过日军眼线而偷喝河水，也因河水已严重遭受污染而引发重病而死。最后虽抵达目标营地，但沿途倒毙及枪杀者损失了多达15000人。
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巴丹死亡行军后，坦尼辗转于菲律宾的多个战俘营，随后又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矿做战俘奴工。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残酷监禁解除之后，只有八分之一的美军战俘活着回到故乡。坦尼目睹了美国用原子弹轰炸长崎腾起的蘑菇云。他很幸运，正是原子弹对日本造成的巨大打击，让他在被日军折磨致死之前，获得了自由。
“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
《活着回家》是坦尼作为一个战俘的身份写下的巴丹传奇。其间，充满个人化色彩的描述将我们带到那个时刻面临死亡境地的巴丹战场。日军的残暴和丧心病狂，远非现在正常人们的想象！狂躁凶残的日本人，将美国战俘作为消遣对象，随时随地殴打虐杀。书中，血腥的画面不时映入我们的眼帘―
日本兵强迫我们这些虚弱的人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不允许我们休息，动不动抽打我们。……我们队列里的汉克绊了一跤，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一个日本兵立即跑过来，我们向倒下的好朋友大声喊道：“赶快站起来！快点站起来！”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日本兵高声叫喊着，把刺刀扎进了汉克的胸膛……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喝水……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几分钟之内，大约有10到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
我如此不避嫌疑地大量摘抄日军对战俘的屠杀文字，就是为了说明巴丹死亡行军的残酷程度。而且，“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这是我阅读时的低落心情，也是坦尼那些战俘时刻面临屠杀等哀伤恐惧的真实写照。
但是，与陆川的《南京！南京！》一样，坦尼的写作并没有流露“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情绪，也远远超出控诉的层面。作者认为，“战争的炮火能让人粉身碎骨，仇恨也同样能够摧垮我们的心灵”。因此，本书的色彩并不灰暗，用彭光谦将军给本书的推荐语来说，就是作者“一直在生命的征途上顽强地跋涉着”。
逆境中的伟大人性
从被俘到重获自由，三年零八个月，其过程可谓九死一生。坦尼是怎样挺过这自尊遭受长久践踏的年月呢？那就是对妻子劳拉的思念！“活着回家见妻子”是贯穿于本书的一条主线，也是作者面对重重磨难得以生还的精神动力。可以这样说，是爱情的力量帮他度过了这非人的囚徒生活！
妻子劳拉是坦尼17岁高中时期在一个舞厅里结识的。在坦尼很具美式色彩的描述中，妻子劳拉的出场深深打动了他的心：
我刚进舞厅的时候，就眼前一亮……这个美人……身材曼妙，凹凸有致，杨柳纤腰衬出胸部的丰满，蓝色的大眼睛清澈明亮，顾盼生辉，照亮了整个舞厅。……我看得两眼发直，……她发觉了我的偷看，娇羞地低眉颔首，咧嘴偷笑。
一出场，就四目传情了，难怪坦尼惊呼：“天啊！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很快，两人厮守在了一起，并“热烈地”讨论着“未来的计划和抱负”，包括结婚。但是，他们遇到了挫折。原来，“大头兵”的坦尼并非劳拉父母“合适”的女婿人选，“他们希望劳拉嫁个有钱人，或者可能有钱的人”。不过，就像电影里经常发生的那样，浓情战胜了理智。在“两颗相爱的心水乳交融”之后，他们毫不迟疑地找了牧师举行婚礼，并受邀在牧师的家中，享受了洞房花烛之夜。
小夫妻俩的甜蜜生活并没有享受多久，坦尼参军了，而且所在的部队不久就接到征调菲律宾的命令。临走之前，劳拉给坦尼做了一个写信的软垫。坦尼把结婚证书和劳拉照片塞在其中，希望自己和劳拉“秘而不宣”的婚姻因为战后的荣耀获承认而长相厮守。尽管后来财物受到劫掠，但劳拉仅剩的一张“小照”因为被坦尼“塞到了袜子里面，藏在脚踝处”而幸存。就是这张小照，成了他“3年半时间里的唯一的精神慰藉”。
从此之后，活着见到劳拉的念想时刻伴随着坦尼，即使在被死神一次次光顾的时候，也没有断绝对劳拉的思念。坦尼在序言中写到，“我在不断地给自己制定目标，活着回家是最大最长远的目标，还有很多短期的目标，比如说，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我给自己下死命令，一定要走到前面的一颗大树，走过大树，下一个目标就是走到前面的水牛那里”。
尽管身处地狱，但坦尼始终秉持了积极而又乐观的心态。为了能“活着回家”，他主动向一些容易接近的看守学习日语。即使在被送到福冈大牟田战俘营之后，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利用日语能力和交际手腕，建立了一个以香烟、米饭、牙膏和鞋子等简单日用品的地下交易网络，还开辟了期货业务……但是，要是因此以为坦尼见利忘义、苟且偷生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都是坦尼冒着生命的危险完成的，目的就是一个――转移难友们的视线，让他们暂时忘记随时降临的死亡命运，“努力地”活下去。
幸运的是，在无边的煎熬中，原子弹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妄想，也结束了坦尼的战俘生涯，但却也把他对劳拉的希望击碎了――在坦尼杳无音讯之下，劳拉屈从于父兄的压力而嫁作了他人妇！希望与现实之间无情的落差几乎将坦尼击倒：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脸也变得煞白。我全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劳拉！我不相信这个消息，……我苦苦地挣扎求生，都是为了她！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梦想着回家和她――我亲爱的妻子团聚。现在我的梦破碎了。
一颗满怀希望的心就这样被无情撕碎……我相信，坦尼凄切的爱情故事会感动每一个阅读它的人。在泪水中，我们欢笑，我们咒骂着，画面如同眼前。正因为如此，本书1995年在美国出版的时候，轰动了整个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美国国内要求揭批日本二战罪行和受害者索赔的浪潮随之兴起，甚至迫使美国政府一改对巴丹讳莫如深的传统，在网站上公布最新的日本战争罪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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