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一路走来，明显呈现出自上而下及由外而内、由强到弱、由宽到窄、由大到小的历史轨迹。所谓自上而下，是指文学的形而上形态逐渐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倘以古代文学和当代写作所构成的鲜明反差为极点，神话自不必说
由外而内是指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讨论已经说得很多。众所周知，外部描写几乎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共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动作（行为）作为情节的主要载体，是诗的核心所在。亚里士多德说，“从某个角度来看，索福克勒斯是与荷马同类的摹仿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摹仿高贵者；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又和阿里斯托芬相似，因为二者都摹仿行动中的和正在做着某件事情的人们”。但同时他又对悲剧和喜剧的价值作出了评判，认为“喜剧摹仿低劣的人；这些人不是无恶不作的歹徒――滑稽只是丑陋的一种表现”。这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希腊哲人对于文学崇高性的理解和界定。此外，在索福克勒斯看来，“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语言、思想、戏景和唱段”，而“事件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恩格斯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论述，也是以典型环境为基础的。但是，随着文学的内倾，外部描写逐渐被内心表现所取代，而意识流或内心独白的盛行可谓世界文学由外而内的极端形态。
由强到弱则是文学人物由崇高到渺小，即从神至巨人至英雄豪杰到凡人乃至宵小的“弱化”或“矮化”过程。神话对于诸神和创世的想象见证了初民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古希腊悲剧也主要是对英雄传说时代的怀想。文艺复兴以降，虽然个人主义开始抬头，但文学并没有立刻放弃载道传统、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只是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才开始大行其道。而眼下的跨国资本主义又加剧了这一趋势。
由宽到窄是指文学人物的活动半径如何由相对宏阔的世界走向相对狭隘的空间。如果说古代神话是以宇宙为对象的，那么如今的文学对象可以说基本上是指向个人的，甚至是一间屋子、一张床。昆德拉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中就曾指出，“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但是，“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再往下，对爱玛・包法利来说，视野更加狭窄……”而“面对着法庭的K，面对着城堡的K，又能做什么？”但是，正因为如此，卡夫卡想起了奥维德及其经典的背反和变形。
由大到小，也即由大我到小我的过程。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情感教育还是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说，都使文学肩负起了某种集体的、民族的、世界的道义。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则从不同的角度宣达了东西方先民的外化的大我。但是，随着人本主义的确立与演化，世界文学逐渐放弃了大我，转而致力于表现小我。这其中尤以20世纪和当今文学为甚。
如上五种倾向相辅相成，或可构成对世界文学的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其虽不能概括文学的复杂性，却多少可以说明当下文学的由来。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自述、从崇高到渺小、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典型到搞怪（或搞笑）……“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且说如上倾向恰好于20世纪末化合成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而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客观上又正好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极端个人主义的推演与发散（“人权高于主权”便是其典型论调）。但奇怪的是过程中始终不乏奇崛的背反及由此化生的特殊丰碑，比如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又比如但丁和塞万提斯、罗贯中和曹雪芹、乔伊斯和卡夫卡，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等等。一如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这自然不能涵盖文学及文学经典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盖因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逃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往往又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和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