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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成功是因为我的定力和耐心

2009-12-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舒晋瑜 我有话说

残墙前独影

张翎的起步算不得早,1997年第一部长篇《望月》出版时,她已年届不惑。此后《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陆续地进入大众的视野。

从2000年开始,各种奖

项开始光顾张翎,她先后获得第七届、第八届十月文学奖,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她的小说连续三度入围中国小说排行榜……

只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张翎仍然不温不火。直到她的中篇小说《余震》被导演冯小刚相中,改编为《唐山大地震》,意想不到地为她的文学创作做了广告,张翎似乎才被推到台前。紧接着,讲述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加拿大华人奋斗史的长篇小说《金山》,被《人民文学》分上下两期刊载,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张翎小说精选》。

这一年,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张翎,作家梦在心里埋了30年之后,逐渐显山露水,名至实归。

为实现作家的梦想,她准备了整整30年。她走得沉着缓慢,像一个有耐心的农民,一颗种子埋了几十年,不停地浇水施肥,坚信并终于看到希望的嫩芽破土而出。

张翎说,“如果勉强说我‘成功’了,我想那必定不是因为我的才华,而是因为我的定力和耐心。”

作家梦一放十年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张翎以初中二年级的水平靠自修考上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成绩是浙江省外语类考生的第一名。“那时我做的最多的三件事就是阅读、读书和自学外语和国画,看任何可以拿到的手抄本以及有限的小说,《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敌后武工队》以及手抄本《塔里的女人》(我还抄过一段)、《红楼梦》更是反复地看。”

初到复旦大学,张翎一个人背着脸盆和铺盖卷,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草坪,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雕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话,眼泪就落下来。

这是她人生境遇的巨大改变。自卑、兴奋,百感交集,她原以为外语系是世界的极致,就像小小的河流流到东海,东海之外再无水域。

后来她发现上海不仅不是极致,只是开始,只是走向太平洋的第一步,而抵达外界的第一步就是知识。

“上了外文系,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还一直盯着中文系。70年代末复旦大学出了卢新华、陈思和、陈可雄这样的作家。当时大学生写完小说,发表的渠道是以大字报的方式贴在校园里。陈可雄的《杜鹃啼归》贴出来后,大字报前人山人海,我只能趁着别人吃饭的空隙去看大字报,边看边掉眼泪,我的内心突然被唤醒,下决心一定要当作家。不过外文系的学习,也让我开了眼界,可以不借助翻译看一些西方的经典名著。”

明明知道自己要和文字结缘,大学期间就立志当作家,到了国外,张翎却沉潜了十年。

她没想到理想和现实中间,竟然相隔了几十年。“本意是为了营造一个安定的经济环境以便写作。对于我这样一个血液里没有一丝经商之道的异类温州人来说,读书找工作是唯一的选择。”

张翎说,十多年的等待与其说是一种经过规划的潜沉,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如果她对生活环境能有更坚强一些的承受能力,也许起步比现在早很多。

“但我是个懦弱的人,只能选择安定和等待。等待让我错失了一些时机,等待也让我避免了一些青涩,至今我也无法判断这些年的等待到底带给了我什么。”

十年等待是值得的。因为她觉得从文学审美观来看,作家不该加入评判,作为生活态度,应把自己的态度、观点从故事中挪移开,不应让别人看见你在哪里,在小说里加入自己的评判,是小说家不高明的方法。“如果我在刚出国就写,一定是把自己的评判立场加入故事,现在至少我把自己藏得很深。”

张翎有一个“荒谬”的理念:作家不能太穷,如果老想着谋生就很难专注;也不能太富,否则会失去对底层的关注。她解决的方式就是,把外围的东西先准备好了,再进入核心。于是她读了两个毫不相干的学位,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她一直觉得,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一切,包括听力康复师的职业,其实都是在为写作做着各式各样的准备。

  每次投入写作时,世界的门就关上了

几十年生活阅历里积沉下来的一些思索,已经变得如泥土一样坚实了。所以一旦遇到一些揪心的细节,张翎会觉得能带来电闪雷鸣般的灵感,就如小铁铲在泥土上凿出一个小洞,底下的气场就连绵不断地涌流出来。

“每次投入写作时,世界的门就关上了。”她说,无论有什么样的热闹,自己都不会趴在门缝里偷看。这个时候连自己也不复存在,活着的只有人物和场景。

2009年,对张翎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金山》,对张翎而言,似乎跑完了一场马拉松。其实她的整个写作生涯都是马拉松式的,只不过是一场一个人的马拉松,没有观众,也没有对手,甚至没有目标。

《金山》写完以后,好几个月的时间张翎几乎不愿意说一句话,那种压抑,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个人在跑这样一场马拉松是对意志的极大考验,我唯一可以感觉自豪的是定力和耐力。”她谦虚地说,《金山》刚写完没多久,还来不及形成回顾的距离。一个尽管已经尽力从各个角度深入岭南文化的外乡人,对岭南文化的把握一定还是肤浅和隔靴挠痒的。她想,如果《金山》由一个岭南作家来写,也许会是另一种景象。

《金山》最被认可的特点之一,是从扎实的细节考证到认真到几乎较真的写作态度。《环球华报》社长张雁说,张翎为了小说《金山》的素材收集,跑遍了东西两岸的华工遗址采访历史研究学者和知情人,这不仅完全是她自费而且还花掉了她所有的年假。她在西海岸的省市档案馆都查过资料,常常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在附近的唐人街买个盒饭。

目前,张翎刚刚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阿喜上学》,是写一位被卖到温哥华的十四岁中国女孩,在肤色性别年龄的三重压力之下,勇敢地迈进英式公立教育制度的故事。完成金山人物系列故事之后,她的下一步可能会写一部远征军的长篇小说。

创作之外,喜欢到外面走走

从今年年初起,张翎把工作时间减到了一周四天。在北美,行业分工很细。她的专业是为患有听力障碍(失聪)的病人服务。先要诊断他们的失聪是否由疾病引起(如脑瘤,中耳炎症,外耳畸形等),然后再决定是否转给五官科医生做药物手术性治疗,或留下来进行听力康复(如配戴助听器等)。

在北美助听器是需要处方的,而这个处方只能由听力康复师开。病人称她为audiologist(听力康复师)。张翎已经做了十六年的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除了带给她一份稳固的收入之外,也为她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让她触摸到了各个族裔的文化脉搏。而两地飘泊的生活,使她“多了一双眼睛”,打开了一些原本不及的视野;多了一段审美距离,少一些“人在此山中”的迷惑。“然而两地生活也让我失去了一种和土地结结实实接触的鲜活底气。”

在海外,也有很多作家协会。和国内作协不同,这些协会更多的是一种文学沙龙性质的联谊团体,文友们聚在一起交流信息,切磋技艺。张翎很多年没有参加任何协会了,但一直和几位性情相近的文友保持着联系。她觉得,华文作家是个很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也经历了二十年的沉潜积淀,现在开始进入中国文坛的视野,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相信这批阅历视野丰富的作家,能用一些无法归类的声音,丰富和补充中国文学的版图。

工作之余,张翎花在阅读的时间上远比写作多。她抓紧一切时机看书。“我的包里永远带着一本书,在等车,等饭,等咖啡凉下来,排队上厕所等一切空隙里见缝插针地读上几页。我也非常喜欢旅游。”

一年里,除了个人假期之外,张翎有时也借助专业进修开会的机会,在外面走走。此外,种花养草也是她喜欢做的事情。

“今年出了几趟远门,最远的一趟是和冯小刚导演去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是世界地图上的两大吊角。常年在诊所工作,与阳光和土地接触得太少,行走是重新得力的一种方式。今年对我来说是发现和自我发现的一年(discoveryandselfdiscov鄄ery)。在行走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发现的东西。在完成《金山》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身上未曾发现过的能量和耐力。”

见过张翎的人,大概都会对她的服饰过目不忘。2004年,青岛举行的中国小说排行榜颁奖会上,张翎色彩鲜艳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她着装的色彩可真是大胆啊,我想她要是当导演,色彩方面一定不会比张艺谋逊色;若是当色彩搭配师,也一定非常出色。她梳着简洁时尚的短发,耳上挂着一对略显硕大的耳环,妥帖优雅,摇曳生姿。

此后在论坛上,张翎有一场演讲。听过张翎演说的人,会对她的口才记忆犹新。她很会讲话,往台上一站,有点外交家的气度,仪态万方,挥洒自如。我想,如果没有听力康复师的职业,至少有三个职业在等待着张翎:色搭师、演说家还有作家。

大致上,张翎是个不愿与人争斗,同时也很难被人说服的人。所以写作对她来说是个不坏的选择,因为写作是一条可以独自行走的窄路,与他人碰撞的机会不多。“他人的热闹和精彩,也不一定能左右我的行程。我一直对成功这样的形容词心存恐惧,如果勉强说我‘成功’了,我想那必定不是因为我的才华,而是因为我的定力和耐心。”

的确,有一类书和一类作家,是坚持不为外界的浮躁和热闹所动摇的。他们也不是靠作品的畅销而被广大读者所熟视。他们也不必仰仗在国内各种文坛的奖项来确立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他们会凭自己久远和深厚的实力走进大众的视野中,张翎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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