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恢复建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耕耘和积累，从无钱、无房、无编辑、一穷二白的过去发展到总资产突破3个亿、拥有大型印刷物流基地的今天，北大出版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麻子英、彭松建、王明舟――北大出版社前后三任社长，宋祥瑞、胡双宝――两位年逾花甲、兢兢业业的老编辑，他们都曾是北大的
麻子英
北大出版社第一任社长,1979-1993年在任。
彭松建
北大出版社第二任社长,1993-2003年在任。
王明舟
北大出版社现任社长
1980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目标是要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赶上商务印书馆日出一书的规模，出一批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好书。
麻子英：百废待举的初创年代
我是从1979年开始受学校委派筹建出版社，一直到1993年卸任。回忆出版社成立之初，正是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不久，百废待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要恢复发展，除了教师之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教材。就北京大学而言，开课近2000来门，有正式出版的教材不到200种，且都是文革前出版的，内容也需调整修订。缺乏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是全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情况大大限制了教育的发展，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提出要成立北京大学出版社，张龙翔校长亲自起草报告给教育部，申请成立北京大学出版社。
筹备组虽然成立了，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我们根本不具备办出版社的条件。没有编辑，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北京大学文理科都有人才优势，但愿意到出版社来的人却很少。收到第一部书稿《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时尚无编辑，我只好自己动手做责任编辑。没有钱怎么办？只好四处求告，最后在工厂处借了20万元。这就是当时的办社条件。
出版社成立之后，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把出版社办成什么样子。校长指示：北京大学出版社应该办成北京大学的样子。意思就是认真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政策，把出版社办成展示北京大学教学科研成果的一个窗口。教材的出版得到学校的充分重视，由校长挂帅组建北京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校长担任委员会主任，教务长担任副主任，出版社总编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各系相应地建立教材建设领导小组。理顺了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关系，大大促进了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出版，出版的教材也逐步成龙配套。
那时候，商务印书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他们日出一书，年出书360多种。当时我们提出北京大学出版社要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赶上商务印书馆日出一书的规模，出一批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好书。再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到了1990年，我社累计出版图书1700余种，其中教材和学术著作占出书总数的80%，也就是这一年，我们已经出版图书300多种，实现了日出一书的目标。
1990年代，北京大学的金字招牌是北大社独一无二的优势，也是北大社安身立命的法宝。干部职工谋发展的那股子劲头让人感动。
彭松建：谋求发展是一种大势
我从1993年开始担任了十年的北大出版社社长，当时的外部环境非常有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1993年，正值小平南巡谈话后的第一年，当时全国上上下下努力贯彻“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想发展，谈发展，谋发展，干发展成为一种大势、一种氛围，也是出版社生存和发展的外部大环境。
虽然高校扩招始于1998年，但此前已处于启动状态。科教事业的大发展促使小学、初中等基础教育以及高中等提高教育都尽可能地多学生、扩规模。科技事业的大发展则表现为尖端科学，高新技术和科普知识大传播等方面对出版物需求的大大增加。至于1998年之后的高校扩招则直接催生了高校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
正是基于这种大环境，我才多次提出“教育是我们出版社耕耘的大园地”。由此形成我们的办社宗旨面向大教育、面向大科技、教材优先等一系列规划。多个系列的丛书、套书都是适应外部大环境的产物。北京大学的金字招牌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法宝。同时，干部职工想发展谋发展的那股子劲头和献计献言，又让人感动，也给人力量。
我到任后并没有割断与麻子英等老领导的衔接，新老班底团结一致、谋求把出版社做大做强。最后在工作实践中形成了“教材优先、学术为本、争创一流”的办社方针，“面向大教育、面向大科技、面向世界”的组稿原则，形成了纸介质出版物和音像电子出版物（含网上出版传播）的立体出版格局。
2000年代，北大社怎样走未来之路？办成有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这就是北大出版社下一阶段追求的目标。
王明舟：为未来之路运筹帷幄
今天的北大出版社，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创业的艰辛是现在这一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北大社经过二十余年的摸索与发展，出版能力和经营规模都达到了一定水准，基本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过程，开始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道路，“教材优先、学术为本，创建一流”的经营方针业已形成。今天的北大社，是在30年发展奠定下的坚实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北大社已拥有了一支在行业内处于优势地位的优秀团队，在出版能力、经营规模、社会影响和市场影响力等方面，都已跻身行业前列，逐渐向专业化、集团化、综合型方向迈进。“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办社宗旨更加明晰。
今天我们面临着文化体制改革后，集团化发展和新的出版业态、新技术的冲击，集团化带来了竞争对手和市场格局的突变。但即使在日趋激烈的格局下，北大社已经适时完成出版产业转型：2004年前，北大社即已完成企业法人注册登记，结束了20多年“不是人”的历史；2007年，北大社净资产达到3.1亿元，历年累积上交学校达到1.1亿元；2007年开始，北大社自筹资金1.8个亿，在北京市大兴区购置140亩土地，建设总面积6万平方米的印刷物流基地；目前工程正在组织验收，结束了近30年来没有自己库房的被动局面；还是2007年，北大社被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首批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改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08年，北大社的出书品种已达到1582种，标志着北大社出版能力达到了相当水准；2009年，北大社荣获新闻出版总署“百佳出版单位”称号；教育部重大项目《儒藏》自2004年签署出版合同，这部总计10亿字以上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目前已正式出版36卷。我相信通过新技术手段来不断丰富出版内涵，北大出版社一定会踏上一条快速健康发展之路。
北大出版社风雨兼程，走过了艰难但充满光明的30年，这些都已成为历史，在北京大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步伐的背景下，北大社怎样走未来之路？北大社的长远目标在哪里？什么叫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呢？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一个明确可度量的指标。这也是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首先，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必须肩负起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社会责任，落实到出版行为上，就是要为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为知识的传承和积累，为人类文明和思想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贡献。这就需要我们出版一批具世界影响的经典著作。起码要做到：有一大批被广泛使用并得到赞誉的教学用书；有一大批被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图书馆收藏，能在书架上立得住的传世之作；有一大批能够摆在一流学者书桌上并对其学术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或者说能对一流学者广泛地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以及一批对文化传承和交流产生重要作用的出版物。必须承认，北大出版社在这方面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还未形成广泛的世界影响。
世界一流大学社需要具有很强的出版能力和经营实力，在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尤其如此。客观地说，北大出版社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的经济实力相对来说差距有，但并不大，再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经济上完全可以支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目标；出版能力上，虽然我们每年出版物数量并不比剑桥大学出版社少，但真正能够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这样一个目标的出版能力，我们还差得太远，我们还缺乏能够对学术、思想、文化、社会发展动态具有很强判断能力，并能与一批一流学者有效沟通的编辑队伍。
还有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要具有很强的世界意识和全球市场经营能力。尽管北大出版社在30年发展历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国际交流，也有一大批图书成功实现了版权输出，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市场经营活动还基本上局限在国内。如何在未来尽快形成国际影响，真正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拿出解决方案的紧迫问题。
北大周其凤校长在视察出版社时指出：“北大出版社要么不办，要么就只能办好，要与北大地位相称，要办成有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这就是北大出版社下一阶段追求的目标。尽管实现这个目标任务非常艰巨，但我相信，北大出版人完全有能力应对挑战，达成目标！
我眼中的北大出版
艰难的起步
■宋祥瑞 （北大出版社原副社长、副总编）
1986年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组织编纂《全宋诗》，我当时是总编室主任，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向社长麻子英主动请缨汇报，承担《全宋诗》的出版任务。
决心下了，但还必须面对要出好这套书可能遇到的困难：第一：据初步测算，《全宋诗》约3000―4000万字，按每册50万字计算，全套有60―70册。测算结果，大约需要投入150―200万元，资金从哪里来？第二，编辑力量不足，当时全社编辑人员只有三四十号人，担负着大量的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出版；且《全宋诗》是古籍，需要有古文功底的编辑。第三，出版、校对力量不足。搞这样大的出版工程是第一次，工作人员都是新手，没有经验。《全宋诗》是繁体字，校对中认识繁体字的人少。第四，《全宋诗》出版后的销路问题。当时人们的收入不高，月工资不过几十元，全套六七十册定价恐怕要超过千元，能买得起的人不多。比较靠得住的发行对象一是图书馆和资料室，二是从事宋代历史及古典文学研究者及教师，还有个别的诗歌爱好者、古典文学爱好者。这样算来算去，能发出去的也就是1000多套。按当时测算，至少要销出去3000―3500套以上才能收回成本。这个亏损可不是个小数。当然我当时也有另外一笔账。因为这套书本身的价值，可以成为出版社的看家书，长远一点讲，是不会亏本的。对于这一点儿，社长麻子英同志与我有共同的看法。
有困难，就想办法克服困难。能够组织出版《全宋诗》，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难得机会。于是我们很快就与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达成协议，签订了《全宋诗》编辑出版合同。
合同签订之后，我们便立即着手解决与出版《全宋诗》相关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组织古籍编辑队伍的问题，麻社长亲自与有关部门联系，从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中选调骨干、形成老中青结合的编辑队伍。同时要解决的是出版《全宋诗》的资金问题。也曾去拉资金，但一听说须要投入那么多资金，人家不干了。我无功而返。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靠自力更生，以书养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金瓶梅》，是明崇祯年间文人在《金瓶梅词话》基础上删改加工而成的小说，是极为珍贵的版本。解放初为供研究参考，曾出过《金瓶梅词话》，内部限量发行。我们想小说《金瓶梅》若能出版，对于研究小说发展极有价值。于是我们向新闻出版署提出申请，请求影印出版，内部限量发行。新闻出版署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规定了印制数量和发行范围。我们按照新闻出版署的要求，给每套书编号，建立发行档案，严格发行手续。《金瓶梅》的出版发行，为《全宋诗》的出版筹集了第一笔资金。
《全宋诗》的发行又成了一个大问题。为了把《全宋诗》的发行数量搞上去，我们当时想尽了办法。该书全部是精装，精心设计封面护封，在护封书脊书名的下面用宋代的《清明上河图》作装饰，每册截取一段，全套书出齐，摆放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同时与新华书店商议，决定采取批量出版发行的办法，为的是赢得读者对出版社的信任。
在宣传征订上，我们制订了详细的宣传计划，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除了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征订介绍之外，我们还印了宣传彩页，办了出版发行通讯小报。在小报上及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图书编辑出版进度、发行情况等，直接把小报寄给各地新华书店及用书单位。同时向各地新华书店、各图书馆、文科院系资料室、文史哲研究机构等寄发“《全宋诗》销售调查表”。此外还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推广。通过这些工作，《全宋诗》征订数量上来了。第一批1―5册首次印刷就印了8000册，很快便售罄，接着又印了3000册，使本来要赔钱的图书，变为赢利图书。这样的发行效果是我们原先没有想到的。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意识到宣传是图书发行中的重要一环。
《全宋诗》1―10册出版后，获首届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此后又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25册出版后荣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全书出齐之后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这套《全宋诗》的合同规定：用10年的时间将全套书出齐。实际上这套书编纂为72册，由于搜集资料的艰巨性和整理工作的复杂性，编纂进度几经延期，最后一批书直至1998年12月才付印，那时我已办了退休手续。
甘做杂家
■胡双宝 （北大出版社资深编辑）
我今年77岁。1984年到出版社，在出版社工作了1/4世纪，我现有生命的1/3是在当编辑。离休后，工作情况没有变化。25年间，责编、复审、终审的书稿各有几百种。从不同审次所读的书稿中，以第一读者或第一批读者的身份学到了许多东西，增长了见识，同时也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有一回看一本有关日本的书稿，看到有“战国时代”。我知道这不是中国的战国时代，不知道具体所指。如果是学术著作，读者自会知道。但这是通俗读物，许多读者不一定了解。接着又看到“南北朝”，这也不是中国的南北朝。于是就查有关日本历史的书，连同书稿的“江户时代”、“室町时代”等等，编了一个简单的日本历史年表，标出相应的公元年份。我想，这对读者会有些帮助。
在另一本书稿里看到讲述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的事。这一事件我早已知道，并无怀疑，只是想知道一下具体是哪十六州。一查，所谓“燕云十六州”并非当时说法，就加了以下的注：“石敬瑭割让契丹，当时称幽蓟十六州。契丹人占领后，于幽州建燕京。北宋打算收复被契丹占领的地区，宣和四年（1122）宣布设立燕山府路和云州府路（今山西大同一带）。两路所辖，包括后唐失陷的平州（今河北卢龙）和营州（今河北昌黎），以及契丹所置的景州（今河北景县），宽于石敬瑭割让地域。元朝修《宋史》时把‘燕云’与‘十六州’联系在一起。后世遂称‘燕云十六州’。”这样，历史实际与通俗说法并存，比把“燕云”直接改为“幽蓟”好。“幽蓟十六州”大多数读者比较生疏。加注并存，可以起对照作用。
看明朝湛若水（1466―1560）的《甘泉文集》，有一处说到朱熹的五十代孙，校记说一校本作“三十代”。从文字比勘对校说，校点人已经尽到责任。但朱熹（1130―1200）到湛若水不足400年，不可能有五十或者三十代。便在原校记之后加了“‘五十’、‘三十’当是‘十五’、‘十三’之误”。每代平均25―30年，合乎事理。
现在排印古书，要把避讳字改为正字。宋朝人写书刻书，遇到《尚书・胤征》，要把“胤”改换成别的字，有写音近的“允”，有写义近的“嗣”的，等等。有宋一代是避历朝讳，南宋也要避宋太祖赵匡胤的讳。清朝则只避当朝皇帝的讳，所以乾隆朝编的《四库全书》，洋洋10亿字，没有一个“?”字，该写“?”的地方，全用“?”，因为乾隆皇帝名弘?。可是并不避康熙、雍正的讳，“玄”并不改用“元”，“胤”也不改用“允”等。倒是某些文人文集中有避前朝皇帝讳的。把握了这一点，恰当地处理了避讳字。
举了这些例子，是想通过自身经历说明，编辑需要具备比较广的知识。当编辑的都有自己的专业，都是某专业本科或者硕士、博士毕业。不过在编辑岗位上，不可能只编本专业的书，不仅编非本专业的书，而且所涉专业广众，许多是自己不熟悉的。这样就需要适应工作特点，力求对各学科有所涉猎。上面的例子里，有的是临时查工具书获得的。有的不是现查，而是以前查过。也有的是凭常识。比方清朝和宋朝避讳情况的不同，是看若干部书稿后总结的。“南平―高平”、“彬―郴”等则属于历史地理常识。
善于利用工具书，对编辑来说，应当看做一种能力。1957年，吴小如先生给我们讲过一学期“工具书使用法”课。三百人的大课，仅有的一次实习，是在辅导教师指导下，看了两种辞书，动手摸了摸。最大的收获是有了工具书意识，就是遇到问题，想到去查工具书。
编辑要应对众多学科的书稿，而且要处理其中的问题，所以有人说编辑是杂家。杂家是先秦诸子的一家，《汉书・艺文志》说它“兼儒、墨，合名、法”，就是杂取诸子学说而形成自己的学派。正因为没有自己的特点，人们并不太重视。后代很少有以研究杂家而成为大家者。又因为包括吕不韦、东方朔等人，杂家的名声一向不大好。现代生活中，一个人知识面比较广，往往被称为“杂家”。这时候的“杂家”，其实是含贬义的，因为所谓“知识面比较广”，同时也就意味着知之不深。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当编辑要不耻于当杂家。力求拓宽知识面，在比较多的方面了解深一些。随时随地注意积累吸取知识。
我平时比较注意与自己有关或者关系不大的知识。直到现在，还常从图书馆借一些书看――现在大多不可能逐字逐句阅读，主要是翻阅；每一周或两周，光顾一次图书馆的新书架，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类都浏览一番，即使不借，也了解出了什么新书。
编辑，就是要把尚有某些问题的书稿，经过加工和出版程序而以成品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图书出版需要更多的知识既广又深的杂家型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