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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英气勃勃的笑佛

2009-12-3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吴福辉 我有话说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萧老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恍惚间,他如果还在复兴门外大街的寓所为我们开门,站在人面前的该是那个笑弯了眼睛的、挺着稀疏白发的百岁萧乾了吧。

我是在他最后二十年中认识他的。我在现代文学馆工作,他一个,冰心老一个,都是最热心支持巴金开创的文学馆事业的元老级人物。萧乾其时已是团

团的脸孔,一说话先笑,不说话也笑,一付佛相。而冰心见了,便喊他“小饼干”!这是缘于汉字繁简所生发出来的趣语。“饼干”的繁体字是“?乾”,萧乾本名“萧秉乾”,干乾通用,谐音即成“小饼干”了。七十岁的萧乾听八十岁的冰心大姐这样一叫,自然更是呵呵一乐。

不过我是先认识萧乾的作品,后见到他本人的。他那些小说、特写、散文、翻译,可并不给人什么“佛”的印象。他的初作《蚕》在沈从文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那是构思、意象都很突出新鲜的小说。他少年时代生活有亲友构成的西方基督教氛围,但他的小说《皈依》、《昙》却在批评宗教人物的虚伪。他不是个乖学生,中学期间组织互助团撒小册子被抓入狱,闹学潮与校方为难遭开除,在“辅仁”英文系与系主任发生冲突,后来才转去“燕京”,他一点不和气、不老实。他青年时代在北平,在二战欧洲战场,在英国、瑞士,都歪着头照相,是个有天分的调皮鬼的样子。他二十多岁乘火车到山西、内蒙踏访,到鲁西去采写灾民,我见过他在月台车厢前的照片,歪头笑嘻嘻。我由此知道了写《流民图》的记者是个不带地图就敢出游的旅人,是个富有朝气的、锐意进取的青年。

但我无福在他年轻时就认识他了。我认识的这位面带佛相的老人,似乎人已绵软,无法想像他在“文革”开初会有愤而自裁的那股气势。他服从家人的生活管理,绝好脾气。他对敲门进家的客人笑脸相迎,像个老好人。不过骨子里,他身上的棱角不减。他的书房表面上凌乱不堪,其实物有所属,各安其位,处处充满个性化的创意。他给我看过他的书桌抽屉经过放置搁板的改造,可以不弯腰而“秉笔直书”。他给我看过他的名片册,经过科学编目,可以瞬间找出全世界与他通讯者的名址。他说这是他长期从事职业记者留下的“习惯”和“传统”。他书房的上方挂着细绳子,写完的稿子、信笺,没有完工的稿件、回信,都用夹子夹着,琳琅满目的,伸手就能拿下来。到了圣诞、新年、旧历年,则挂满了世界各地的贺年片,五颜六色,像是撑起了万国旗。他的屋子哪里是放西方古典音乐盘子的,哪里放养小乌龟的,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住所就像是个文字加工场,有信必复,邀他的稿子答应了一定写好。我的几本不像样子的书送他了,他都回信谈读感。我到新加坡去讲课,他主动替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他的外国朋友,让他们照顾我。后来有一封信没能投出去,至今还静静躺在我的萧乾来信的档案袋中。他对人便是如此的热。他在他的房间里就是如此热情高涨地劳作,一丁点都不显老态。他住的房子小了,又当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长,可以调到更宽大的房子了,但是他不搬,说搬家要把人搬死。他近九十岁时因病住进北京医院,按理可以住到与冰心、曹禺、陈荒煤、钱锺书一般的病房去,但开始不知为何没有住进去,他也就不搬了,安心地住到人生终了。对于他,房子是工作出力的地方,再简陋也比过去好了。他对写作、对生活的热情不按照年月计,不按照房子好坏计。看他晚年的照片一片生气蓬勃的,不然,他凭什么可以与文洁若译出天书《尤利西斯》来?

萧乾对于年轻人的热助,我深有体会。为了纪念他的百年诞辰,我将尘封多年的他给我的信打开重读,不禁感慨万千。这些信有的是针对我的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研究的。我出了书送他,他为说明“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设立,至少在动机上是没有为京派授奖的意思的,说:“最初京、海以及武汉的凌叔华都同意把小说奖给《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但他通过巴金向我表示不愿接受,所以才改给芦焚(师陀)。”他通过巴金女儿李小林去专门向巴金核实,在得到确切的电话回答,证实了自己的回忆无错后才执笔写此信的(1995年12月14日致笔者)。隔了十天,他又补充提醒我要注意1933年后实际并无公推的“京派领袖”,如有“应是杨振声”。(1995年12月25日致笔者)我赠他《京海晚眺》、《且换一种眼光》两集子,他都迅即回信,鼓励说“这样的学者型散文实不多见,望您的笔不要停下来”(1997年7月10日致笔者,还有1998年12月16日信)。他听说我1998年要赴新加坡讲现代报告文学,特意写来四页纸的长信,畅述一个二战战场老记者的直接采访感受。(1997年11月14日致笔者)他只是提供一个作家的具体经验,并不干涉我的讲稿。直到我讲毕归来,才要去我的讲稿细读,在来信中说:“我本应自己总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现在由您来做,当然更客观了。”(1998年6月1日)讲得分外诚恳。可叹我慵懒无限,不管是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都辜负了他的殷殷期待。我想到那几年每到北京医院他的病房去,都见他写作不辍的身影。连同文洁若老师,没有一天不是在翻译、抄稿、复信。病房就是他的写作工场,他的生活热力在这里没有减退过一分一毫。

我最末一次见到的,是他的录象。1999年1月,那天浙江文艺出版社首发他的十卷本文集,在北京一家饭店聚会。同时纪念他的90华诞,及创作70周年。文学馆也是筹办单位之一。萧乾不久前写过一篇散文名叫《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他好像在用生命执行着,以文学馆制作的片子与大家见面,心对心地说着话。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的最后遗言。他还是那么笑呵呵的。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功绩同缺陷,高潮与跌落,悔悟及反省,在他七十岁后所写的竟占一生三分之二分量的文章里,已为世人道尽了。他应无遗憾了。我突然悟到,我见过的他一生的照片都可以用四个字“兴致勃勃”来形容。这个热量无穷的人的热量,仿佛至今仍在烧灼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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