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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和“译林”引领我前行

2009-12-3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许金龙 我有话说
这里所说的《译林》和“译林”其实是一回事,指的是1979年创刊的《译林》杂志以及十年后(也就是1989年)以该杂志社为基础创建的译林出版社。之所以是说这一刊一社是一回事,在我来说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我所信任和尊敬
的两位老友就在这《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工作,比如长年来一直如兄长般关照我、将我引上日本文学翻译/研究道路的竺祖慈,还有待我如兄弟、一直坦诚交往、彼此信赖的叶宗敏。

祖慈自《译林》杂志创刊之初直至译林出版社成为我国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之重镇的今天,一直都在《译林》和“译林”工作,在精心选编和出版大量外国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作品的同时,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培养后备力量做出了贡献。而我本人,便是这幸运的“后备力量”中的一人。

当时我是南京一家工厂的卡车司机,在那个火热的时代,工作之余也在通过日语广播讲座和夜校等方式自学了一点儿日语。当然,从专业角度看,那绝对是微不足道的,可就是那点儿微不足道的日语学习也耗尽了我的几乎所有业余时间,只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会知道那个时代的自学者所付出的代价会有多么大。令人悲哀的是,怀着巨大热情和希望进行各种自学的那一代人,其后真正能够进入所学专业领域的可谓凤毛麟角,绝大部分自学者都被湮没在了时代的大潮中。

当时,我经常前往南京图书馆查阅一些日文资料,一来二去地便结识了图书馆一位早年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的竺老先生,老先生在指导我练习日语会话之余,明确表示我这种自学方法恐怕是事倍功半,难有大成,认为还是进行系统学习为好,便将他的儿子、当时在创刊不久的《译林》杂志当编辑的竺祖慈叫了过来,让他和我好好聊聊,以便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就这样,在竺祖慈的精心安排下,我前往南京军外院(也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胡毓文教授家里学习日语精读和文学翻译,前往南京大学日语系旁听吴之桐等先生的课程,渐渐地就走上了快车道,对日语有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开始尝试着做了一些翻译实践。再往后,便以此为基础,考上武汉大学外语系,直接跳入日语专业三年级学习。

这里需要补上一段。那时译林出版社与日本长野县小诸市合作,搞了一个翻译竞赛,竞赛所用作品是日本作家、诗人岛崎藤村早年写的一篇随笔,以隽永的笔致描绘了当地农村的风物风貌,并不很长。于是,尽管也知道自己难以胜出,却还是鼓起勇气将拙译投了出去,最终得到一个鼓励奖,应邀前往译林出版社参加颁奖仪式和一系列活动。虽然这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鼓励奖,却真的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鼓励对我其后决心向日本文学翻译、研究方向发展还是有着较大影响的。因着这个鼓励奖,我在学校里得到全校科研三等奖、甲等奖学金等奖励,名正言顺地出任了外文系学生刊物《译苗》的主编,仍然是在祖慈的指导下,以《译林》杂志为范本,开始学习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材、组织翻译和编辑加工乃至校对等工作。那时并没有想到,这一段历练会对其后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

毕业后我在国家劳动人事部所属的一家公司工作,其时译林出版社成立不久,组织翻译一套“现代社会心理学译丛”,祖慈便约我和郑青合译其中的《论表现――自我表现的艺术》一书,前不久听说,这本书所用的统一书号竟是译林出版社书号的第一个号码,这也算是我与译林出版社的一段奇缘了。再往后,我辗转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世界文学》杂志,在大约五个小时的各项考试中,就包括对照日文原文编辑稿件这一项,事后回想起来,倘若没有大学期间模仿《译林》杂志进行编辑的经历,没有祖慈的悉心调教,主考官唐月梅老师那一关是无论如何也蒙混不过去的。

我在《世界文学》杂志最初是跟着唐月梅老师,在系统学习选编日本文学作品的同时,也不时参加叶渭渠和唐月梅这两位主持的一些翻译项目,其中就包括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丛书的翻译。出于个人兴趣,我将三岛由纪夫的部分随笔译出后寄给了竺祖慈,想请他像以往那样提提意见,当然,也是想看看是否可以发在《译林》上。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这组稿子很快就在《译林》见了版面,后来却听说,有个比较过激的读者给《译林》编辑部写了封言辞激烈的信函,指责《译林》不该发这个“军国主义作家”的作品。原本我很希望在《译林》杂志发一些东西,却没料到给祖慈和《译林》惹下这么大的麻烦,这让我感到很内疚,此事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此期间我一直自律,不敢再给《译林》投稿,以免为我所尊敬的祖慈和《译林》杂志带来麻烦。

不过竺祖慈和译林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我的友谊和信任,大概是07年上半年吧,他与宗敏一同找到我,希望我为译林出版社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刚刚问世的最新长篇小说《奇怪的二人配》(全三卷)。说实话,我也想利用在东京大学作学术访问的那十个月时间,认真翻译其中的《被偷换的孩子》并修订此前已译出的《愁容童子》和《别了,我的书!》,以报答译林多年来对我的关照,以弥补因三岛由纪夫那组随笔为《译林》造成的名誉损失,却由于大江文学的复杂性,更是由于本人的学力所限,致使译文中存在着诸多谬误。所幸宗敏是这三卷本的责编,也苦了宗敏是这三卷本的责编,为了全力编好这部重要作品,宗敏为此付出了极大辛劳。当时我在东京,说实话,已经记不清宗敏为此发来多少邮件,打来多少电话,不断就其中一些问题不厌其烦地与我进行讨论。不过有一点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编好这部大约七十万字的译稿,所有编辑工作都是宗敏于夜深人静之际进行的,都是对照着原文一个汉字一个假名地看过来的!我在想,宗敏之所以如此“较真儿”,除了我们长年间真挚的友谊外,恐怕译林出版社对稿件质量要求之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在宗敏和译林出版社诸多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这部小说的中文版终于在2008年8月面世,其后不久,该小说的作者大江健三郎便在一篇文章里表示,“我的小说被翻译成外文,首先始自于英译、法译、还有德译,而现在,则被最迅速、最全面地翻译成中文,我对此感到幸福和光荣。置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后期的工作’之中心的,是《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最先在领会三部曲总体意图的基础上出版的,便是(译林版的)中译本了。”为了表示自己的谢意,大江当面向责编叶宗敏赠送了亲笔签名的《奇怪的二人配》,并请他向出版社转达了自己的感谢。

因为这三卷本的翻译出版,我被宗敏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在他之前先就有了竺祖慈的引领。在我来说,这两位亦师亦友的老兄便是《译林》和“译林”,而《译林》和“译林”便是引领我前行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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