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留学外国的前辈很多，夭折的也多。默默献身祖国不留下痕迹的更多。薰?先生和丘堤先生是带着“成熟”回来的。翻开他们的画册，其艺术的含金量，你不会相信那是七八十年前的作品。我还是常常想到薰?
先生和丘堤先生他俩一生诗意的经历，诗中有美也有悲哀和辛酸。
我得识庞薰?先生，是在1947年。我在许多写过的文章里都提到，“上海美术作家协会”餐会在狄思威路薰?先生家难忘的回忆。那时，庞薰?先生和另外的几位先生是“上海美术作家协会”餐会的主要策划人，这是一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活动。
对庞薰?先生我只是仰慕、尊敬，没有私人来往，却从朋友口中听到对他很多的称赞。办事的忠诚执着，热情的勤奋，手艺的高超，待朋友的诚恳，处事的潇洒爽直……更亲切的，他画了许多苗族人的生活，点燃了我久别故乡的亲情。我默会于这点心思。他不像许多俗子所表现的穿花衣、扭苗舞、带银饰的浅薄庸俗猎奇角度弄出的作品；当时我已经有能力认识理解庞先生的作品跟他们完全不同。他懂苗族人气质和美的所在：纯朴、憩静、温良。他谨慎用笔，细心渲染苗族衣服常用的植物蓝靛与暖和而墨黛的色调，幽雅极了，纯熟极了。我知道他在抗战开始杭州美院迁校的时候在沅陵呆过，也在贵州、云南、四川苗族地区尝过酸辛。
在上海虹口他家客厅左壁挂着一幅两位苗女细语的卷轴，每一次餐会，我都选择靠近这幅作品的座位，进一口餐，看一眼画。请原谅我的愚鲁，那时我才23岁啊！
在庞家聚餐有多少次呢？其实也没多少次。因为少，因为是庞薰?先生家，才记得那么深刻。
没想到195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会成为庞薰?先生的同事。他在工艺美术系，我在版画系。早上上班常遇见他，致了意，各进各的“车间”。大家忙成这样，一个学习接一个学习，听报告，“联共党史”、“联共党史”、“联共党史”，“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然后“肃反”，然后“反右”，然后“打麻雀”……
1953年毕业生成为中国解放以来美术界年轻的顶梁柱，詹建俊、靳尚谊、蔡亮、刘勃舒、葛维墨、庞涛、庞均……好大的一个阵容。蔡亮、李宏仁、刘魁秀、蒲以庄调在版画系当研究生后来做助教；不久调整了一下，调走了刘魁秀、蔡亮；蒲以庄仍当助教兼党支部书记，靳尚谊教素描，庞涛教绘画基本技法、色彩之类的课。
就在这时，“声音一起响”的“反右交响乐”奏鸣起来。我根本闹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所作的“七年、八年又来一回”是多年以后“文革”的指示，那时还没有人预料得到。“运动”一个接一个，个个都令我害怕；开始的“运动”整的“人”离我还远，到了“反右”，很多轮到我的熟人了。
这里单讲庞薰?先生。
他为什么成为“右派”了？大礼堂这个上来那个下的批判我都在场亲耳听说过，我并不是一个毫不好奇的人，决定一个人终生命运的特大号罪状我怎能忘记？不过只是一个外行领导和一个具有专业知识权威领导如何办学的争论而已。反正庞薰?先生就此垮台了。
批判庞薰?先生的大会上，庞先生当年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某位权威教授的重点发言，我至今不单记得住它的内容，还能准确无误地模仿他假天真的神韵：“我和庞薰?在法国的时候，他常常欺侮我，看不起我……他常常穿一件紫色天鹅绒衫衣……他自以为法文讲得比我好，他常常和法国同学讲法文而不理我……回国以后，他过着法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给他的儿女开画展……庞薰?！你还要认真交待你跟密友老右派傅雷的关系……”
想起《圣经》“箴言”第十一章九节那两句话：“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邻居，义人却因知识得救。”
“反右”过后好些年，在公共汽车上远远看到车尾一丛怒放的白发。那是薰?先生。“四人帮”垮台不久，我在山东石岛宾馆门口遇见庞薰?先生和他的新夫人和女儿，他们正预备找车回北京。他们是私人旅行，没有跟任何部门联系，而我却是轻工业厅请来的“专家”，受到贵宾式的接待，简直惶恐之至。连忙向厅长孙长林兄汇报真材实料的大艺术家、老轻工专家驾到，于是他们也感到神仙下凡的荣幸，重新接回宾馆，并在山东半岛各处参观。
庞先生从“出口”角度给当地轻工艺品生产提了许多好的建议。庞先生对艺术的真诚，教育和感动了很多人。一生景仰的庞薰?先生，竟是在一个巧遇中得以圆梦，不可谓不是一种缘分。
庞涛和我在版画系同事好几年，只听说她教学认真严格负责。她是党员，我跟她也没什么交谈。几十年虽然天天见面，眼看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在版画系最感困难的局面是开小组学习会。尤其是“运动”来了的那种小组会。也曾意识到运用一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的词汇来协调学习气氛，被动的心情总是像京剧里某个唱段一样：
“未曾开言我的心内焦，尊一声列公大人细听根苗……”没有我平常跟朋友聊天那么顺当。这种困境延续性很强，直到六七十岁之后才恍然大悟，开会的忐忑，是让往日阅读太多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闲书文化混扰了。周围的同志没有这种困难，他们读书范围的纯洁性成了思维和发言的优势。
庞涛这个人很沉着，爸爸、妈妈遭遇了如此大难而从不忧形于色，照往日一样从容坚强地工作。一般地说，漂亮女孩是不大有这种性质的耐力的。我只是为她可惜，那么好学养家庭出身的子弟怎会绝少画作？
实际上，我对她了解得太少。后来一位同系的好友告诉我一些往事。
“文革”前后在一次系里党支部会上，一位来头很大的权威同事对我有过严厉的指责：“黄永玉穿着黑胶绸衣服，戴着黑眼镜，牵着狗，穿着塑料拖鞋上课……”这形象我自己听来似乎也觉得不怎么样，岂不是像个电影里的特务？
庞涛提出了不同看法：“他穿过黑胶绸衣服，在南方这很普通；也戴过眼镜，也牵过狗，也穿过塑料拖鞋，也上过课，这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个别做过的事，不能一股脑综合在一起看……”(大意)那人说：“不管怎么说，‘性质’上是一样的！”他还不甘心，一直希望在我身上发现更多的“敌情”。一个人被搞上了“性质”，那是很麻烦的。幸好庞涛讲了公道话，这需要有点侠气和胆识的。那时候，系里从没有一个人胆敢挺身出来为我讲话。
“文革”末期，我还在牛棚，落实政策开始，最后还要加一把火，紧锣密鼓，趁将欲“解放”之心理之际，敲诈一点“历史问题”。于是说我入过国民党。第一，解放前，我恨国民党犹恐不及，还会加入？第二，解放前的朋友，任何人都可以证明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从未加入过国民党。第三，在台湾半年，地下党派人通知我，国民党台湾警备司令彭孟辑“明天”12点要抓我，第二天大清早7点，地下党派车送我到基隆，给我买了船票搭船逃到香港的。第四，我想，入国民党也不是简单的事，人家也要审查……怎么会找到我头上？说到这里，挨了一巴掌。
当然也有一帮家伙到罐儿胡同找我爱人，诈唬我爱人说：“黄永玉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我这个老婆当时早就横了心：“是什么都好！有什么问题都好！结婚几十年从来听他说过。要不是他什么都没有；要不他是个大阴谋家大特务埋藏很深。我相信你们一定查得清楚！”老婆话虽这么坦然，心里还是沉重的。后来她告诉我，庞涛找过她说：“黄永玉问题是严重的，但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庞涛呀，庞涛！你总是在要害当口才露一手，然后就悄然隐退。
“文革”过了，那时候的经济状态接近“以物易物”的原始“墟集”方式。我回到故乡，总想弄点少数民族地区的纪念品送给庞涛，好不容易找到一把本地极出名的切菜的菜刀和一段切菜用的木砧板。请原谅啊！庞涛，我是刚从原始痛苦中过来的人，表达感谢的方式也很原始……你还记得吗？
后来听说她到巴黎去了；多少年后又看她画了很多画。她不知道，我心里多开心！我一直读着她写的关于色彩的精彩的书。艺术上她哑了半辈子，怎么忽然又开口了？我豁然开朗。艺术有时是需要忍耐和等待的，不过，她等得太久了；漂亮女孩消磨成华发满头的漂亮老太太。渊源于彼而又党性于此，有什么办法？
我和庞均不熟，也没有来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夫妇俩光临香港九龙“美丽华酒店”我的画展。他毕业后在北京画院呆过一段时期，我还看到他一些色彩讲究的小幅风景油画，以后在我的脑壳里他就不知下落了。对他的好印象是“话少”；大概是取彼之长补我之短罢！我话太多，因此彼此会面虽少却令我深感珍贵。
上次他来开画展是在北京城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去了，还难得遇见许多熟人，大多是庞均50多年前的同班。看了他的作品很吃惊，中央美术学院出来的学院派竟然有率意为之的画品？再想一想，喔！他到底还是庞薰?，丘堤的儿子。人，当然谁都是人的儿女。一生的道路背驮着爹妈的血脉跋涉。中央美术学院的严谨加上庞家的潇洒，玉树临风，丰姿卓然，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仿佛自己愿望实现般满足。
庞均讷于言，但作品在为他说话，观点无遗地亮在画上。我为他精确的勤奋感慨。辉煌的规模，劳动的丰收，精湛的探索，和数不尽的爱心。这历程好苦啊！他都七十一了……
近百年来留学外国的前辈很多，夭折的也多。默默献身祖国不留下痕迹的更多。也有如旅游般喜形悦色，带回许多异国见闻夸耀于亲朋间，徒得虚名的也为数不少；而薰?先生和丘堤先生是带着“成熟”回来的。翻开他们的画册，其艺术的含金量，你不会相信那是七八十年前的作品。我还是常常想到薰?先生和丘堤先生他俩一生诗意的经历，诗中有美也有悲哀和辛酸，后人若是纪念他俩，请用诚实和美的心地编织花圈吧！
所以我对熟人提起庞、丘两先生、庞涛和庞均以及那些孩子们的时候，总是说“庞家那棵大树”，那棵绿叶青葱、繁衍茂密的大树。这不只是艺术，还有生涯，还有道德。
（本文作者黄永玉，摘自《最愚蠢的一代？》，系单向街001系列之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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