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希望由龙协涛教授关于撰写季羡林先生挽联的文章，开展一次旧诗词歌赋在当代有无生命力的讨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延续能力都是极其顽强的，新的文学形式在不断产生，而旧的文学形式也继续得到合理继承。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不都是新生事物吗？诗歌散文在五四以后走向白话语体的道路，也有它的合理性，所以被广泛接受，但正如有了格律诗，古体诗还在创作，有了词无碍于诗的存在一样，新文学形式的产生也无碍于旧体诗词歌赋、信札、对联的存在。要不要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现代文学史”教材中曾大力批判旧文学形式，认为是封建的腐朽的，但正如“打倒孔家店”不能如愿一样，“陈腐”的旧文学也以各种形式仍然存活着，并且有其独特的生命力。
我的伯父和父亲在农村都是文化人，过年写春联，丧事写幛心，结亲写婚启，都是常有的。尤其写春联，父亲甚至彻夜不归，在他执教的小学办公室里，人家送来纸，父亲对谁家几扇门，单扇双扇，都了如指掌。代人裁纸，写好后一份一份捆扎好，写上名字，等人来取，当然是分文不收。由于这样的特殊背景，我从小也记了一些对联，如“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好书悟后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座春”等等。但是我在文革中上小学，文革后上中学，那时春联仍在贴，一直贴到今天，却不能在学校里学，没有这方面的课，也没有这方面的书。所以我在对联方面没有任何创作知识。
至于幛心，是一个典故，四个字的成语，表示对死者的哀悼，风气至今不歇。幛心用大头针固定在布幛上，所以凡是要写幛心的，必然会买布幛，也是一种来往。四个字写在四张菱形纸上，临时由治丧一方张挂，如无有关知识，则极易挂错。一位夫人去世了，娘家来了一幅幛心“德配曹孟”，是说死者的德行可与曹大家、孟母相匹配，结果治丧一方挂成“配曹孟德”，引起娘家人的暴怒，成为一桩笑话。
据说我村的“老地主”杨知寒先生，是前清翰林高熙哲的学生，有一家请他写幛心，他写的是“路遇失?”，大抵是说某人去看望亲戚，路上遇到报丧的，要看望的亲戚去世了，某人痛心之余，一甩袖子，所配玉?掉在地上摔碎了。借用这个典故，表示一种哀思。治丧一方对此生疏，不敢贸然挂出，只好八人大轿来请杨老先生。先生一边张挂，一边讲解，好不风光！这种幛心讲究的不仅是内容，还有书法，简直是一场书法比赛。
我外祖父去世，客人到了108桌，幛子一大批，由于关系多种，所以幛心也十分丰富，可惜没有抄下来。记得山大殷孟伦先生过世，蒋维崧先生要写幛心，琢磨词语。有人说“教泽绵远”，蒋公说要金文中有这些字才行，不可生造。于是改“教泽攸长”，用金文书写。孔德成先生和屈万里先生是山东同乡，同往台湾，数十年为知交，屈先生后来与费海瑾女士结婚，宴请亲朋好友。据说孔先生赠有一联：“小姐不抱屈乎，先生其破费矣。”可以借以体会老一辈学人是如何灵活利用对联这种特殊艺术形式的。
2008年10月28日孔先生在台湾去世，作为乡后学，我与孔先生有过一些交往，聆听过先生教诲，当我接到丁原基教授、魏千钧博士先后发来的电子函件时，遥望南天，感慨系之，很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哀思。发个唁电，还觉不够，于是想到挽联。可自己实在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只能勉强凑合一副：“礼乐播人寰，山左追思名最重；文章留史册，齐东凭吊泪独多。”似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才能尽意。这也许是一种传统生命力的体现吧。
2007年4月13日，业师王绍曾先生在济南去世。白化文先生在15日一大早来电话，口授挽联：“主纂中经，领录争传大手笔；长司秘府，燃藜痛失鲁灵光。”作为当代对联方面的权威学者，白先生曾整理《楹联丛话》，撰写《学习写对联》（后修订为《闲谈写对联》），他老人家的对联要求极严格。我马上请书法家写好，张挂于灵堂。程毅中先生得知信息较晚，还是在4月22日写来挽诗：“校雠成癖苦求真，垂老欣逢再度春；功在百年无所恨，冰寒青胜有传人。绍曾先生灵右。程毅中拜挽。”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当代称得上模范的师辈是如何利用传统方式表达哀思的。
那么换一种方式是否也可以表达哀思呢？完全可以。但总觉得用白先生、程先生的这种方式更到位，不知我是不是体会不准确。基于当时的氛围，我自然也有写挽联的意愿，于是私拟一联：“沧桑伴生平，等身著述留宛委；文星沉历下，满目湖山有哀声。”我已声明自己外行，这里还要自我批评，此联在对偶与平仄方面都不太合要求，就我个人而言，很愿意揣摩学习，因为这些传统形式的确在特定的场合下有特定的难以由其他形式替代的作用。至于文言文旧式书信，我也喜欢并至今还常常使用。与一些同行，尤其是和老先生通信，用文言文手写，在电子邮件几乎独霸世界的今天，就更显其典重的奇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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