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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1948年郭沫若对萧乾的批判

2010-01-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占彪 我有话说
1948年,正值共产党军事、政治、文化一路凯歌之际,郭沫若在2月10日写就的《斥反动文艺》中,以严厉的语气斥责了“红黄蓝白黑”五色“反动文艺”。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都得到一一清算和警告。郭之战斗性极强的此一“宏文”大家并不陌生。

“萧乾比易君左还坏”

其实这

个文章脱胎于此前1月3日下午,郭沫若参加“一群已离了学校的中大师生在海边一幢洋房的四楼举行新年团拜”时,发表的关于“一年来中国的文艺运动及其倾向”的演讲。

据1月7日《华商报》的报道可知,在这个演讲中,郭沫若说,“文艺方面像政治一样,一方面有为人民的文艺,一方面有反人民的文艺”。而反人民的文艺有四种。

第一种是茶色文艺。搞这种文艺的一群人中,有萧乾、沈从文、易君左、徐仲年等。萧乾比易君左还坏。他们有钱有地盘,更有厚的脸皮。硬是要打击他们才行。

这时,邓初民插话说,“硬是要消灭他们才行,在座的都笑起来表示赞成”。(《华商报》,1948年1月7日,转引自上海社科院,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在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页)

第二种是黄色文艺,第三种是“无所谓的文艺”(指文艺上的“中间路线”),第四种是“通红的文艺”(指“托派的文艺”)。

他那著名的《斥反动文艺》显然脱胎于此次发言。不同的是,批评萧乾的“茶色文艺”变成了“麻醉读者”的鸦片式的“黑色文艺”。他这篇文章措词很严厉,后果也很严重,给他所点明批判的那些文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厄运。比如,萧乾说,“他支配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0页)当沈从文看到“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而他“竟无从参与”“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时,一时想不通,以至于喝煤油,割脖子。

私人恩怨?

要问的是,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郭沫若对他们的批判呢?

当事人似乎无一例外地将郭对他们的批判归因于他们与郭结下的“梁子”,认为1948年的郭沫若对他们的批判正是郭的“伺机复仇”。

萧乾认为,郭沫若如此斥责他与1947年5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评有关。当时萧乾反感于洪深等人为田汉在《大公报》发表的祝寿词,他说:“英国肖伯纳,90岁还在写作,我们呢,到50岁就大张寿筵,称公称老。”没料到的是,本是讽刺田汉的话,却无意中误伤了郭沫若,这“可惹下滔天大祸!”

众所周知,1941年,为配合当时斗争形势,在郭沫若五十寿辰之际,全国各大城市隆重举行祝寿活动,而且谁都知道人们当年将茅盾尊为“茅公”,把郭沫若尊为“郭老”的,说回来,将五十来岁的“老郭”称为“郭老”,在当时社会中,也不算啥稀奇的事,以“鲁翁”为例,鲁迅不也是在五十来岁就被人称为“世故老人”了。今天,六十七十不稀奇,八十还是小弟弟的社会中,又有谁将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称为老人呢,但就当时人的平均年寿而言,五十岁称老人也说得过去。再以“郭老”在当时“为国”“为民”“为党”作的贡献和发挥作用来看,这样被尊称也不算多过分的事情。

发表了“称公称老”的文章后,萧乾说:

  第二天马上就听到强烈反应,随后郭沫若就在香港写文章说我是“黑色文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在香港地下党的《华声报》上造了我许多谣言,如说宋子文给了我多少金条等等。我生平没有得罪过人,这次太不慎重。只几个字,开罪了文艺界领导人,在中国,那真是不得了。现在文学史上还写着这件事,把我作为那时候一个反动文艺的代表,文学史资料里还收着《斥反动文艺》和我写的那篇社评。对这事,我首先承认不该那么写,是我不了解国情,更不知道郭沫若是鲁迅的接班人。至于郭沫若宜不宜那样怒斥,我不想置喙。(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四个字恨上一辈子”(《文洁若忆萧乾》,《文汇报》,2003年11月12日)看来萧乾先生将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对他的斥责归因于“称公称老”一言的报复。

然而,在萧乾看来,郭沫若对他的打击和诬蔑还没有结束。不久又发生了萧乾“主编”《新路》的事情,这事又叫郭沫若给抓住把柄了。1948年,北京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吴景超、钱端升等人创办《新路》刊物,萧乾曾答应主持该刊物的国际问题及文艺部分内容,幸而接受了老同学共产党人扬刚的劝告,没有真正加入。然而在香港的郭沫若则称《新路》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出资办的”(事实上,该刊随后被国民党查禁),“并一口咬定是我主编的”。萧乾称,“这样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竟出自我多年景仰的郭沫若之手,使我寒心透了。……更有甚者,郭沫若还在一篇文章中用五颜六色把他看不顺眼的一批作家丑化了。”(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第215页)

反思历史

虽然,我们不能说郭沫若对沈从文、萧乾的这个批判或清算就一定不包括“报宿仇”的因素,我们要问,平心而论,这是郭沫若的大批判的主因吗?

很明显,也很关键,郭沫若这个批判的根据主要是基于政治的文艺批判,而他的政治标准就是“为人民”,他之所斥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反动文艺”之所以反动,正在于他们“反人民”。他说,“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对。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反谓反动文艺,这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提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以郭的这一标准来判断的话,萧乾“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难道“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吗?自命为独立不旁的《大公报》在一个非敌即友的氛围中能独善其身吗?萧乾是这样说的,“战后,国内的政治格局是只许一边倒,不允许走自己的路”。(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第217页)那么,以郭的眼光来看,萧乾自然是“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了。

那么,郭沫若对沈从文、萧乾、朱光潜诸人的批判就不错吗?当然错,但这种错误并不全是郭沫若的错误,而是“时代大势”下的必然结果。正是那个国共生死抉择的最紧要的历史时刻“把握着”郭沫若的手,写下了讨伐“反动文艺”的战斗檄文。萧乾在提到1956年反右前和1966年文革时,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双无形的巨手。1956年,他对他自己恢复写作感到兴奋,可是“我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把知识分子往外推,尤其推那些吃过面包的”。到了1966年,“一只更大更粗暴的手,索性把整个知识界一个不剩地推出去了”。(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第313-314页)其实,1948年批判他的郭沫若不也是在这只“无形的巨手”把握中吗?

“文革”后,常有人对萧乾悄悄表示,“五七年我对你欠了债”时,萧乾一律回答说,“怪不得你”(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第308页)。萧乾这话是对的,的确,这种“欠债”是历史的欠债,身在其中的个人是不能逃脱时代的左右的。生物学家沈善炯院士后来在谈到他在“文革”中不可避免的不幸遭遇时说,“不论是害人的还是被害的,其实都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熊卫民:《科学界的“牛棚杂忆”――听沈善炯院士回忆往事》,《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6日,第7版)以此而言,郭沫若何尝不是历史的受害者?回溯历史,臧否人物,也许不宜过于着重于个人道德,以私人恩怨来解释一切,以免遮蔽了对历史、对制度的真正反思。当事人对某些事不可能不耿耿于怀,但对后人而言,回溯历史,终究还是为了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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