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袁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32.00元 时至今日，曾亲历其间的国人对1976年仍难忘却――彼时文革已近十载，周恩来毛泽东等共和国缔造者
时隔33年，袁敏终于能够在这本书中将此案的来龙去脉、相关人与事写出来。为了写作此书，她不止付出30多年的等待。她以研究者般的姿态逐一探访此案当事人以及相关外围人士，重寻关涉此案的旧地，还多方搜集资料。她用尽可能严谨、理性的文字让事实说话，呈现出“总理遗言”案的面貌，力图还原出在此历史洪流下的个人家族史，进而反思那一代人的得失和那个时代的激情与荒谬。
由于早年曾从事文学创作加之后来多年积累的资深文学编辑经验，作者在这部纪实文学的写作中保持着合理的资料取舍判断力与得体的文本写作分寸感。毕竟历史要比虚构更有力量，不加节制的个人情感铺陈极易冲淡叙述的力度，也难免对当事人的评判有失偏颇。当然，文学性在这里并非全无必要，多角度叙事也为这部作品添上侦探小说似的悬念迭起。从案件的外围到核心，从当事人到旁观者，针对同一事件“罗生门”般的不同讲述，抽丝剥茧式的层层递进，作者不予过多判断，留待读者破译其中是非，这些都令纪实文本有着相当的客观性、可读性。
从书中所写可知，与此案有关的一切皆因蛐蛐儿炮制的“总理遗言”而起。这位当年在杭州颇有名气的年轻人曾经谈吐不凡，文采斐然，他热衷政治，有极强的领袖气质。他与当时的亿万中国人一样对文革满怀质疑，为祖国命运的走向未明而忧心忡忡，这种情绪在1976年尤甚，源自个人情感际遇的偶然变故成为他的政治热情以伪造“总理遗言”方式喷发的导火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群体心理作用下，这份所谓的“总理遗言”与其说是因蛐蛐儿精心准备、认真杜撰才使绝大多数人对此信以为真，积极传抄，莫不如说它的内容契合、舒解着人们积郁到快要决堤的忧患、悲怆，大家宁愿相信它是真的。30多年后，袁敏去探访经过那番打击已提前衰老、病弱的蛐蛐儿时，他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我相信‘总理遗言’也是总理要说的话，那不是伪造的”。由此，这位集时代热血青年与谎言制造者，反“四人帮”勇士与“出卖”朋友的怯懦者于一身的人物的复杂性凸显出来。他曾是时代的宠儿，更是此案的最大受害者，他是书中描述得很出彩的角色，也是作者下笔最觉为难、顾虑重重的一位。
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很难区分胜利者失败者，袁敏在书中也坦承她和家人对蛐蛐儿并无怨恨，她的写作于是显得充满压力：损失掉太多事实固然可惜，伤害到本就身心俱损的当事人也有违作者本意。所以她在该书《追寻真相》一章后面接连补记三次，强调“这篇文章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历史和历史对现实的观照”，她感动于其他当事人对蛐蛐儿的爱护，但“倘若我们因为此而永远回避真相，不仅无法坦然面对历史，也无法让蛐蛐儿从他一直沉浸的虚幻中真正走出来”。从始至终，作者深陷困惑和矛盾的正是“如何看待蛐蛐儿说谎的事情”，哪怕“他用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说出了人们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因为“‘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的，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
蛐蛐儿之外，受到牵连的大耳朵、阿斗、毛宁、晨光等此案其他当事人亦在袁敏探访、描述、解读之列，特别是她为此入狱的三位家人，还有她曾做过中共地下党的母亲。他们在“总理遗言”案之前的人生，在案发后的遭遇、表现，是多侧面、立体回顾此案不可或缺的要素。作者生动刻画了她三位家人的形象，大量的言行细节和生活点滴使其父亲临危不乱、以苦作乐的“老运动员”风范和母亲置身家中剧变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冷静、刚柔相济令人印象深刻，在风云变幻年代尚能维系的家庭亲情和平淡琐碎的生活轨迹亦透出几分温暖的慰藉。如果历史注定无法还原，那么让更多亲历者口述出自己的记忆无疑是个好办法，这些记忆叠加在一起也许能窥出接近真相的轮廓。通过作者的文字去品味上述人物的命运起伏，愈发领会到生活本身远比文学作品更富戏剧性。
需要一提的是，由于书中六个章节均为独立成篇陆续发表在《收获》上的专栏文章，前一章问世后总能获得来自当事人和普通读者的反馈意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袁敏对下一章的写作，就成书后的效果来看，这种影响大部分是肯定、鼓励、期待，也不乏对某些事实表述轻重的提醒、订正，这些对成书的六篇文章的连贯与整体性自有裨益。
33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只是短暂一瞬，却足以让曾经惊天动地、锥心刺骨的大变故显得可以回顾、平视、细细端详，让局内人抛却太多顾忌最大限度地说出压在心底的话。“总理遗言”案对相关当事人随后人生的影响虽然程度不同但都堪称巨大，作者袁敏也不例外。她借这本书的写作卸下心中压抑已久的重担，也将1976年的这段历史留在书里，用以抚慰被时光渐渐湮没的昔日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