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浮萍》是一本写人性的书。人性在诸多层面上的展示及其异化的现象是故事的主线，而繁杂多变的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实质上是陪衬和表象
小说中的外婆、母亲和主人公小平，与上个世纪的中国，共同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动荡和变革。血与火的历史，从来没有离开过每一个中国人。三代女性像漂泊不定的浮萍一样，漂泊了大半个中国。一切的漂泊都不是自愿的，一切的动荡（身的动荡和心的动荡）都是被迫的。
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命中，“政治生命”和“社会生命”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对“政治”和“社会”的不同解读，往往会给人们带来完全不同的命运。人性也常常会由此而被扭曲。母亲曾长期遭受来自基层“组织”的误解和不公正对待。无论是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岁月里，还是“摘帽”后拼命努力争取入党的过程中,天天想着的都是如何改过自新,使自己蜕变成一个符合“组织”要求的新人。当历史翻过这一页，她可以有更大自由,更多选择的时候，母亲反倒对新的生活不适应、不习惯和无所适从，而对过去“组织”上替她安排一切的日子，有所依恋和怀念。
过去的社会告诉我们，集体大于个人，社会大于集体，政治又大于社会；但人与人的底层生活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社会大于政治，生活大于社会，人性又往往超越具体的生活、社会和政治历史阶段。这正是人与生活的希望。
应该说，类似的小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品中也能见到，但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在写一幕幕荒唐悲剧时，笔触之中，浸透着对苦难的生动抒情。如主人公小平在北大荒林区的生活，在河南坡柳盐碱滩上的生活,在长城外一个贫瘠的小山村里的生活所描述的那样，在荒唐和困苦的社会环境里，人与人之间还有着可贵的真情。尤其是这本英文小说，在海外出版也是在那个时候，它不仅让外国读者看到了中国人真挚、丰富、善良的情感世界，也让他们感受到，中国人在艰难困苦中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如今《红浮萍》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文坛充斥着对当代社会浮华现象的描述和沉迷时，就显得有些特别了。它让我们在十几年后，又重温了当年的文学气氛，及那些已经逝去的苦难深重的历史。
主人公小平成年后又去了另一个国度加拿大。加拿大与中国相比，社会形态与生活氛围完全不同。不同的社会形态，给人带来的烦恼自然也不同。小平在一个姓汤姆森的老太太家打工。汤姆森老太太一生的痛苦和烦恼，与小平、母亲和外婆三代中国女性的相比，从根儿上起就不一样。汤姆森老太太的苦恼是个人的，爱情、酒和匆匆流逝的岁月，这让自幼生活在红色中国的小平十分不解。因为在她看来，汤姆森老太太所有这些烦恼，都不能叫烦恼，或者叫自寻烦恼。其实，这正是小平继承自母亲和外婆的另一种异化。
十几年后再看《红浮萍》，它仍是一部好小说。好在它宽阔的视野。用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照这个世界，观照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人群和人性。多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同样的事物、故事、人物和悲欢离合，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和结果。这种独具匠心的笔触，实属难能可贵。
作者李彦是加拿大华人作家中的佼佼者。过去我看过她另一部作品《嫁得西风》，写几个中华女性在西方的搏斗，写得惊心动魄。还有她的中短篇小说集《羊群》，一个个平实的故事，却写得别有情韵，发人深省。中篇《羊群》也是很好的作品，这样的题材我较少在海外作家的作品中读到。令人惊讶的是李彦叙述和塑造人物性格的能力，在“故事”之外有性格的魅力，在性格的魅力之外，更有对人性的深刻的观察,对人的精神深处的不安的客观冷静的呈现。
2008年我去加拿大时，曾去过李彦在滑铁卢的家。家的不远处就是森林，后院是一条河，河里有野鸭在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