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富贵之家，亦多好古玩，然亦多从众附会，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蓄一古书，便须考校字样伪谬及耳目所不及见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画，便须如宗少文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其他如商彝周鼎，则知古人制作
之精，方为有益，不然与在贾肆何益？（《笔麈》）
约略同时，嘉兴文人李日华也在一段题跋中提到了“士人”和“俗贾”赏鉴的不同。从李日华的日记、著述看，他所接触到的“俗贾”多为徽商。其《味水轩日记》中就记载有他为徽商创作书画作品的事实。与前代相比，晚明士人、商人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王世贞和詹景凤两人讨论“徽州商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与“苏州文人见徽州商人亦如蝇聚一膻”的故事，诙谐地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正是从艺术市场的角度讨论这一新兴的社会现象，并对明末清初徽商的艺术赞助与收藏活动作了重点考察。
全书共分八章，从作为收藏家的明代文豪王世贞入手，通过王世贞的收藏观考察明中期后社会鉴藏风气的转移，即由收藏宋画转为收藏元画。在此过程中，新兴的徽商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清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南北，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活动尤多，苏州、嘉兴、杭州、南京，甚至徽州本土的艺术市场上，无不活跃着徽商的身影。本书第二、三、四、五章多层次、多角度地讨论了徽商在各级艺术市场的活动。既有个案探讨，也有综合论述。第六、七、八章讨论了明末清初徽商艺术收藏品的出路问题。第六章尤其梳理出一批徽州籍艺术交易人，拈出了一个有价值也有意思的话题；第七章讨论徽商艺术收藏品的家族“世守”问题，即家族承传；第八章则探讨徽商艺术收藏品的海外市场。
读罢此书，我的印象是：全新的研究视角与扎实的史料功夫相结合，使得本书既有学术深度，又富有新鲜感和可读性。本书作者张长虹，出身书香之家，早年学习美术，书画俱佳，后转攻中国美术史。他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以传统史学方法为依托，广泛吸收海内外研究成果，借鉴形式分析和图像学等方法，又兼及社会史、文化史等，能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证主题，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中国美术史近三十年来已成国际性学术研究。西方学者的成就，除史料考辨方面，在视角和方法论上，也多有可供吸收借鉴之处。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只有在互相的交流碰撞中，中国美术史研究才会有更大的突破。张长虹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新视角。张长虹此书，以艺术赞助的视角进入明末清初艺术市场，同时选定徽商作为特定考察对象，一者因明清徽商研究已成海内外历史研究的显学之一，成果众多，史料特丰；二因明清徽商研究仍多局限于历史研究领域，对于徽商在艺术市场的特别作用，还欠关注。经过对资料的认真梳理，本书发现艺术品的赞助也是徽商经营领域之一，从而呈现了徽商的新面相，拓展了对徽商的认知。
本书资料抉择，颇见特色，举凡明清史料笔记、日记、诗集、文集中与徽商收藏相关者，尽量予以采撷，为读者呈现出明末清初艺术市场的生动场景，勾勒出热衷于收藏之道的徽商众生相。从苏州画家沈周、唐寅、钱谷，到松江画家董其昌、嘉兴画家李日华，再到僧人画家石涛等人，在他们身后，无不活跃着徽商的身影。而吴其贞、王越石、吴治等艺术交易人，更是在艺术市场上穿针引线，成为一些大收藏家的收藏顾问。嘉兴朱殿、溪南吴龙则是当时作假高手，前者善于伪作书画，后者精于杂件“若临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璧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
明末清初，尤其晚明时期，由于经济发达，曾培育出一个相对成熟的艺术市场。明末战乱虽对其有一定破坏，但随着新朝建立，经济复苏，艺术市场很快又重新建立起来。抚古论今，此书所论虽是明末清初时事，然学者的关怀应是当下的。在纷繁复杂的艺术市场中，艺术收藏如何可能？清代学者钱泳将古代收藏家划分为三类：一曰赏鉴，二曰好事，三曰谋利。其实对于今日热爱收藏的一般人来说，是做赏鉴者、好事者还是经营者，结果都不那么重要了。晚明文人书画家董其昌特别指出：“故人能好骨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所以，关键是要在赏鉴、好事和经营过程中，始终持有一种超然的心态。
张长虹《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定价：37.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