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赵俪生先生晚年一纸《记蒋?华君轶事》，“蒋?华”肯定不
试看赵俪生先生的描摹：“蒋福华，又作?华，（清华大学）九级（1937年）社会学系学生，山西晋城人，回族。他，不高的个儿，卷曲的头发，一脸小络腮胡，戴副小眼镜，冬天穿件半旧的棉袍。他不跛，但走起路来，像鸭子的步法，给人一种‘跛’的感觉；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名士派的派头，对于风格有所助长。”似乎他是一个“魏晋人物”么，当然，山西人而读书清华大学，自然是有做“名士”的资本的，你看―――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学者）、李健吾（法国文学翻译家和专家）、徐士瑚（教育家）、常凤3（即常风，书评家，钱锺书、曹禺、常风都是清华的同班同学）、梁?武（阎锡山的妹夫，旅日文化活动家）、张民觉（科学家，“试管婴儿之父”）、何泽慧（女科学家，人称“中国的居里夫人”，钱三强夫人）、纪云秀（吴宓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山西女子）……，哪个没有“名士派的派头”呢？
赵俪生先生回忆：“清华园中很早的共产党人之一”的徐高阮与蒋?华二人编了个刊物《学生与国家》，请顾颉刚题的签，在刊物中表达了他们跟正统的革命不太相同的道路。“徐在天津《国闻周报》上发了他的《谈谈共产党问题》，蒋在《学生与国家》上发了他的《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这就闯下大事了。平心静气而论，那两篇东西不过是反对‘左’倾路线而已，若在今日反‘左’人人皆知的情况下，也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就几乎等于‘叛变’。试翻历来编写的一二九运动史上，千篇一律给他们头上加一顶帽子：‘右倾投降主义’，好大、好吓人的一顶帽子呀。于是乎，徐高阮到了大西南，成了陈寅恪的助手。那么蒋?华呢？他的下落知道的人很少。”
这就是“一个人的遭遇”了。“一二九”运动之后，学生运动有了分歧，“左”呀“右”呀，分道扬镳，徐高阮出息成一名历史学家，更有幸一度成为陈大师的助手，至于蒋?华，前方、后方都没有来得及，却突遭一场变故，这也是赵俪生先生晚年回忆出来的：“忘记是从清华校友会系统得知，还是通过地下‘城工部’系统得知，蒋?华在返回老家（晋城）的路上，在阳城被杀害了!阳城那地方我待过，情况很复杂，中央老三军的部队有，四川四十七军李嘉裕的部队有，阎记旧军陈长捷的部队有，薄一波、戎武胜的‘决死’一、三纵的部队有，十八集团军的一二九师的部队有……一直到现在，谁也弄不清楚蒋?华是谁人，为什么被杀害的，成为一桩千古悬案了。”呜呼哀哉。
赵俪生先生的回忆文章末了，十分感慨地称道同学一场的蒋?华：他是“同学中少见的才人，是人类中的一个花朵，我已年近耄耋，可以说得上是阅人多矣，但是我似乎未曾经历过一个比蒋才华更高的人。回首55年前，假如没有那么多层面，抗日的和降日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左倾的和右倾的，托派和干部派……人们不需要在这些层面里翻过来、倒过去，那么像蒋这样的人，无疑会成为一名罕见的学者。”如此说来，更让人感慨不已了。这也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清华社会学系的蒋?华，是怎样“少见的才人”和“人类中的一个花朵”呢？设若没有发生那样不幸，他会成为潘光旦或费孝通那样的学者么？
曾经有一个过来人后来撰文说：“政治云谲波诡，钩心斗角，朝秦暮楚，入主出奴，实难相容，如勉为之，不唯于事无补，枉费精力，且可贾祸，不如埋头研读，追求真理和知识，日就月将，或有所成，即不成亦不致引起重大风波或麻烦，危及事业与生命。”没的说，说这话的人，当然也是一个“残疾的”和“少胳臂没腿的”人物，他还以为：“一人如卷入党派倾轧与斗争漩涡中，有如小舟进入滚滚激流，实难维持既定方针和贯彻崇高的理想。”这也是不久后革命领袖们认为是“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注定会被历史打入冷宫。
“一个人的遭遇”，会有多少的不同呢？“一二九”的一群，以及另外的一拨，何炳棣？抑或齐思和、李树青、王德昭、王永兴等等。当年吴晗先生称一些知识分子头脑太过复杂，常把个人蜗角虚名放置在国家及人民利益之上，这话一点也不错，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知识分子对于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也是不知其深浅的，如此，从中就产生了一些“畸零人”或“多余人”的悲剧，一如赵俪生先生所说的“残疾的”和“少胳臂没腿的”人物。
这些“另类”，当应记入历史吧，似“蒋?华”其人，这个标本，在晚近错综复杂的宏大历史记叙中，不是应有他边缘的位置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