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夏天，我去拜访谷林先生。闲谈之际，老人让我看一张两天前的《文汇报》，上有黄裳的文章《胡适的六言诗》，开头说：“近来读谷林的《淡墨痕》，中有‘陈光甫和胡适’一文，说起胡适那首著名的六言诗，即‘偶
有关这个问题《文汇报》后来又登出两篇文章，一是周尊攘的《“六言诗案”能否“结案”》，一是黄裳的《答客问》。前者说：“我似乎感觉到黄裳先生也并非决不承认六言诗是旧作，但他却认为即使是旧作，也没有批错。”后者则说：“一九三八年胡适作六言诗言志，有句云‘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其时他的旧观念未必幡然改变，对新任务也只能干起来再说，‘只有’二字，照传统诗话的说法，正是所谓‘诗眼’，含有显明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深意。要读懂此诗，这正是关键。”按，胡适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日记：“光甫要我一张小照，我题小诗云：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小卒，只许拼命向前。”白吉庵著《胡适传》和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所印胡适题赠陈光甫诗插页，作：“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尝试后集》所收，则作：“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无论哪一版本，均无“只有”字样，“诗眼”云者，实为论者自说自话；且所谓“关键”基于“未必”，亦属丐辞。
印象中，谷林先生对《胡适的六言诗》没说什么，亦未提起过《答客问》。近阅《谷林书简》一书，却找到一点线索：“我们自己的经验，大抵常先偶然读了一本书，感到兴趣，接着就会找寻这位作者，搜求他的著作，渐至入迷，不觉自己就成为如今所说的‘粉丝’，产生对这个作者的感情。我对黄裳的经历也大致如此。黄裳说他的孩子们喜欢他早年的作品胜过近年的新作，于是他编了一本《过去的足迹》。读者的口味随着自己的阅历和年岁也会变化，我自己也脱不出这样的圈子。”（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荆时光）可知谷林先生对于黄裳，也是“喜欢他早年的作品胜过近年的新作”。
谷林先生把他“架上一堆集中放着的黄裳”送给了我。除《锦帆集外》（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七年四月第一版）和《新北京》（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两种外，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印行的，有十五六种，最末一本是《书之归去来》（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先生原有旧版《锦帆集》，已赠送别人，见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日日记：“傅刚托觅黄裳作品。”十一月十七日日记：“检出《锦帆集》，加题记后去邮局挂号寄傅刚，经检视是民国图书，按信件计费，付1.1元。”给我的书里有两本“黄毛”，谷林先生曾在《毛边书漫话》中提及：“我在自己的书架上粗略翻检一下，找到毛边书共得六种”，其中“八十年代的初版书两种，《榆下说书》和《翠墨集》，都是黄裳的作品，皆系三联书店印行”。听谢其章君说，两书均较难得。深圳朋友胡洪侠、王磊皆为“黄迷”，遂将“毛《榆》”送胡，“毛《翠》”送王。
谷林先生在《书边杂写》中说：“揣在‘自家怀里’有什么好处呢？好在可以于书前书后天头地脚随意涂抹――有时摘抄相干甚或不相干的资料，有时记录阅读中一闪而过的飘忽联想，那至少比另外备办笔记本、日记册来得省事，也管用――倘若雨窗雪夜，有闲无聊，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翻检一下记忆的夹袋那当儿。”他给我的几本黄裳的书，也有此类“书边杂写”。如《锦帆集外》扉页写着：“文汇报把这位作者推荐给我。在他的对知堂的奚落中，我忽然发现他其实是知堂的深好者。”系针对集中《老虎桥边看“知堂”》一文而言。《书之归去来》中，《关于周作人》一文有批语若干，且摘抄两条：对“记得当我问到他投敌以后写过那么多文告、讲话、并做了那么多丑恶的表演时，他的反应是使我吃惊的。他坦然地不屑地说那些不过是做戏，仿佛完全不值一说”一段，批曰：“丑恶的表演，谓之做戏是实话实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对“只有当我问起，一向佩服倪云林的‘一说就俗’的他何以在法庭上作出那么说不圆、讲不通的丑恶辩解时，他才颓丧地没有了话。今天想来，应该是倪云林的故事触到了他那个坚硬内壳的核心，才使他默然无语的”一段，批曰：“颓丧地没有了话，然乎否乎？此时再作解说，岂非一说便俗乎？”
《谷林书简》中有些议论，与此相为表里。如：“我买到一套《古今》，颇为自喜，听说黄裳曾另用笔名投稿，我还为此把刊中文章按笔名分别编写了一通存查，我并没有以为那不是关系军国的大事，倒反以为投稿比不投稿为好。……黄裳是否忌讳，我不问，人如问我，我也仍宣告我不讳忌。理究是非，准许犯错误；情论真伪，不可以作假。”（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致荆时光）若对比黄裳自己多年之后所说“实在走投无路了，这时周黎厂正逼稿甚紧，当时年少气盛，不免有点狂，气闷之余，就想如能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该是多么惊险而好玩的事。于是下了卖稿的决心”（《我的集外文》），也许更显出“谷林先生有如此气度，真令人钦服”（《谷林先生纪念》）。我们这儿，未曾有过写《论俄国革命》的卢森堡、写《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信》的柯罗连科和写《一九八四》的奥威尔那样的先知先觉，谷林先生也只是后知后觉，但比不知不觉或以知觉的口吻作左论、唱高调者，要强得多。我推崇谷林先生“见解通达”、“所受时代局限甚少，既不泥古，亦不趋时”，正是这个意思。时代局限，人人难免，但时代过去，局限仍在，就不能不说是自己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