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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原因

2010-02-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 舒晋瑜 我有话说
  《蛙》,莫言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27.00元

“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

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1月23日,在蓝色港湾的单向街书店,莫言和读者真诚交流。

单向街书店的楼上楼下挤满了读者,在楼梯上,坐着的、站着的,几乎没有立足之地。除了前排幸运的读者,后面的大多数看不到莫言,但是仍然那么专注地倾听,手里拿着笔和本,间或飞快地记下来几笔。有一位声称“混进来”的读者站起来勇敢地表达,莫言对他的人生观起到极大的影响。他说自己从来不读有字的书,直到一口气读完莫言的《檀香刑》,才发现字有这样的魅力。

借着新作《蛙》的出版,莫言和深深信赖甚至迷恋他作品的读者见面。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读书报:作品以书信体结构写作,收信人是日本的“杉谷义人”。联系到您和大江健三郎的友情,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与大江健三郎有关的作品。

莫言:2002年有电视台拍摄我的纪录片,邀请大江健三郎去高密,我们有过十几个小时的对谈,我也带他拜访过姑姑,大江在北京的演讲中也数次提到姑姑。2005年我写了初稿,讲一个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剧作家的回忆、联想。写了十几万字,要用好几种字体标识才能读懂,太复杂了,就放弃了。2007年又拿起来,改用书信体的结构,这样写起来很自由,可以忽而古代忽而现代,剪裁自由,出入自由。用书信体就该有通信人,之所以选择日本作家,的确有大江2002年来高密埋下的种子。但是杉谷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和大江健三郎划等号,更不应该看作是向大江说什么。这部作品是献给广大读者的。

  读书报:小说中最感动我的是王仁美的离世。我看到您在小说中也提到这是最感动自己的部分。

莫言:我浓墨重彩地写了三个案例,描述三个产妇不同的心理。最让人痛心的是王仁美,她是顺从的,是在亲情、大义,种种力量的汇合下心甘情愿走进手术室。之所以这样,是她对未来抱着美好的憧憬,我、姑姑和王仁美共同编织了美好的前景,希望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结果却是那样的凄惨。王仁美是个性格可爱的女人,看起来没心没肺,内心深处极其善良、正直,她的生命突然终结,这给读者带来的心理冲击更强烈。我在写作的时候也非常难受。蝌蚪的经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在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蝌蚪的人生经历相似,通过入伍当兵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跟一大批各大城市、各条战线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通过入伍提干改变身份,经历计划生育时的心理也相似,他们为了前途或者官职,违心做了独生子女的父亲。所以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有力量,是因为跟作家的心理历史相吻合。

  读书报:小说最后以话剧结尾,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莫言:话剧部分是小说叙述加速的结果。小说刚开始是以平稳的笔调,越写速度越快,从慢慢的、悠闲的叙述开始,到第四章突然快速,语言的密度在提速,情感的温度在提速,到了话剧部分就“飞”起来,有点像飞机在跑道上的起飞,慢慢加速最后腾空而起。另外,话剧部分跟前面四章是互相肯定和互相否定的关系。小说前面四部分,一本正经的假话,后面看似荒诞,实际上说的是真话。对姑姑的形象,到了话剧中也与前面不太吻合,对一些事实也互相否定。这种真真假假,可能会达到一种奇妙的阅读效果。

  读书报:蝌蚪退休后从北京回乡定居,发现触目所及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高密东北乡的印象。而他曾经如此熟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是您本人的真实体会吧?

莫言:这是我的真实体会,也是小说叙述的必要。前面的几部分,还是写我熟悉的高密。第四部分,蝌蚪回乡后,是把高密当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来写。关于东北乡的描写是中国现实的描写,凌空展翅的高架桥,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小区,各种现代化的医院,重建的古老庙宇――一方面是中美合资的医院,旁边是象征古老传统的娘娘庙。这时候高密是中国当下社会的缩影。

  读书报:当年一度风光的先锋作家,好像再回不来了,很多人甚至已经放弃了小说写作。您还是比较能坚持写作的,也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作家。对你们这一代先锋作家的创作,您如何看待?

莫言:每个人有自己的发展轨迹,我相信他们都在勤奋写作,写出我写出不来的作品。你用鞭子抽我,我能写出来苏童的作品么?你用枪逼着我,我能写出王安忆的作品么?这也是作家们互相不能替代的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比如马原有他自己的轨迹,他一开始就站在西藏高原上,这是当时的最高点,之后,他轻易不出手,可能在酝酿惊世之作。有很多小说高手,比如阿城,大鹏展翅,惊艳亮相,不屑于像我们这些作家,经常操练。

  读书报:您的叙述笔调非常的轻松幽默,但是讲述的故事却悲苦沉重。

莫言:幽默是始终含着泪的幽默。种种的不如意和苦难都得承受,又不能一头撞死,幽默就产生了。幽默不是产生在悲观的心理基础上,而是产生在绝望的心理基础上,这是莫言式的幽默。

  读书报:早些年您的作品有很多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近几年少了。

莫言:我和张艺谋的第一次合作《红高粱》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因为他的改编这个电影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小说的知名度获得很大的提高。后来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成电影《幸福时光》。这是很不成功的一次改编。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千万不要考虑影视的问题,尤其不能为了吸引导演的眼光来牺牲小说的艺术。我后来还写过一个《白棉花》的小说,尽管张艺谋一再告诫我不要考虑电影的问题,但是由于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写的时候还是向电影方面倾斜,结果这个小说并不好。这几年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越来越难,因为小说的情节作了很多淡化的处理,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里有很多超现实的描写,写一个人去世后转化成各种各样的动物,这个也许改编成漫画还可以,要改编成电影难度就很大。

  读书报:您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其故事背景几乎都是高密。在城市生活多年,有没有尝试在写作题材上有所变化?

莫言:高密是故乡的概念,是在故乡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我认为高密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它不只是一个纯粹的乡土,而是中国广大乡土的代表。城市的建立是了不起的事情,我要写城市题材的故事随时可以写。

读书报:是不是有具体的想法?

莫言:想法一直很多,主要还是想牢牢盯着人来写。城里这帮人,我了解几十年了,排着号呢,像排队买东西。我得先把和乡村的旧账写清楚再说,如果有时间再来写城市。《蛙》里的姑姑、《生死疲劳》里的蓝脸,这些都是我生活里忘记不了的人,我不能为他们树碑立传,就把当年给我难忘的人物原型写出来。城里也有很多让我忘记不了的人,慢慢一步步来,生活肯定是朝前走的,写作就像生活的轨迹。

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的时候,《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翻译家和出版方也开始慢慢理性化了,从文学、从艺术的角度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莫言这样说。从二三十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如今在文坛“浪得一点虚名”,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出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

莫言经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标榜自己是小说家实际上很冒险。”莫言说,王朔老说我们就是码字的,这样的说法又走到另外的极端。码字尽管看上去很平实,实际上对作家这个职业有些蔑视。文人相轻固然是历朝历代都有的现象,但是他努力在自己身上避免。“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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