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小川同志相识，是他于1955年秋调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之后。我与他朝夕相处，只有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那时我在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工作，正因在反胡风斗争中犯了所谓“严重泄密”错误而受到批判、审查，尚未作出“与胡风集团没有组织联系”的结论，可说是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困境。我虽不在小川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他作为秘书长也不时关注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在办公室，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里，一有机会，他就会同我聊上几句，不时向我询问：最近读到哪些好作品，发现什么文学新人，年度作品选编得怎么样，组织作家写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写进展如何，等等。1956年、1957年，我发表了评欧阳山童话《慧眼》、评柯岩的儿童诗等文章之后，他都热情地给予鼓励：“你爱动脑子，有一定的艺术鉴赏力，敢于提出问题，善于发现一个作家作品的独特之处，文笔也不错。”“你很年轻，要多读点书，多动动笔，把基本功搞扎实，争取成为一个有胆有识的文学评论工作者。”他还不止一次地表示：“为少年儿童写作很有意义，但要写得让孩子爱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后有机会我也要试一试。”
在我的心目中，小川是一个大写的人，率真的人，一个心地善良、感情丰富、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的人。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浑身充满青春活力，他的心永远与年轻人紧紧地贴在一起。在上世纪50年代，他唱响的时代强音《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像战斗的号角召唤了、激励了成千上万青年公民。至今我的耳边依然回响着他当年高歌的“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我要号召你们/凭着一个普通战士的良心：/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这些热情澎湃、富于鼓动性的诗篇，当年对我这样一个刚挨了批判、一度抬不起头来的年轻人，曾起了难能可贵的点拨作用，重新点燃起我振作精神、继续前进的热情和勇气。在日常不多的接触中，从他的言谈话语里，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他待人真诚，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并没有因为我“待审查处分”这样一种处境而疏远、歧视我；相反还明显地流露出对一个在磨练中成长的年轻干部的理解、同情、关爱和期待。
1957年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曾一度给文艺界带来新鲜、活跃的空气。整风运动开展后，中国作协派我到各地调查了解文艺界开展“鸣”、“放”的情况。出发前秘书长郭小川同我谈了话。他让我按照周扬在刊物编辑座谈会上鼓励鸣放、着重反对教条主义和对待科学、艺术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方式的讲话精神去进行调研；并一再叮嘱我：每到一地，首先要听取当地党委和宣传部的意见，要多同作家协会分会领导交换看法和意见。正因为事前打了预防针，心里有了底，加上不久前在反胡风斗争中受过批判、处分，说话、办事都比较谨慎，这样才使我的东北之行适可而止，没有走得太远。我完成了郭小川交代的搜集材料，为作协编的《文学动态》尽快写出情况简报，供领导参考的任务。只是由于我过分积极，主动采写了《访长春几位作家》、《东北文学界鸣放剪影》两篇通讯报道（一篇已在《文艺报》刊出，另一篇也已打出校样），从而在反右派斗争中，招来了“煽风点火于基层”、“替右派分子鸣锣开道”的严厉批判。到运动后期，包括郭小川在内的作协整风反右领导班子姑念我没有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的言行，也没有为自己在反胡风斗争中受批判、处分鸣冤叫屈，最后定为严重右倾错误而放我过关了。我之所以侥幸没有跌入右派的万丈深渊，细想一下，真还不能不感激小川在风雨袭来前的提醒和关照哩！
小川是一个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艺术上不懈追求的诗人。他追求民族化、大众化，但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楼梯体、自由体、民歌体、新辞赋体，他都做过尝试，并都有自己的独创性。尤为难能可贵的，他的叙事长诗《深深地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等，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掘上敢于突破，敢为天下先，大胆触及爱情、人性、悲剧等当年十分忌讳的禁区，在艺术构思、人物形像塑造上，力求有新颖独特的创造。本来，创作上的这些探索、尝试，是很正常，理应得到鼓励的，但在“左”的思潮泛滥的情势下，它是不可能被允许、包容的。于是在1959年秋、冬之交，郭小川遭到“晴天霹雳”般的批判。
也就在这之前不久，1959年七八月间，我结束在河北怀来的下放锻炼，即将调离中国作协、去河北省文联报到前，在一个下午到黄图岗胡同6号院看望了郭小川。郭小川听了我的情况，不无惋惜地表示：作协创委会虽然撤消了，但创研室、《文艺报》等单位都需要人。放你走，也不知是谁定的？事已如此，也无法改变了，只好让你去河北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表现出一种无奈的、爱莫能助的情绪。我了解，他是很爱才的。虽然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普通干部，多少有点组织能力、文字能力，算不上什么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他在作协反右倾整风中受到批判。实际上，他在8月份与我谈话的时候，已经对作协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和日常繁杂、琐屑的行政事务感到厌倦，要求调离作协到下面去工作。当然，在当时的背景、处境下，他还不便向我这样一个并非深交的年轻人表露自己的情绪和愿望。他仍然出于公心，为作协工作、文学事业着想，表达了不愿放走我这么一个多少还有点用处的干部的想法。他自己想离开作协而又想把我留在作协，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态度，在作为诗人、文学组织者的郭小川内心深处，同样都是真实的，并非虚情假意。小川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人，诚挚的人。
小川离开我们30多年了。十年浩劫、极左顽症摧毁了这么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作为、有才华的战士兼诗人。在团泊洼，同文友谈及小川其人其事，仍不禁扼腕叹息、悲愤交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的过滤，小川的名字和他的作品愈加光彩熠熠。郭小川，千万人民心中的诗、心中的歌。战友、文友不会忘记他，读者大众不会忘了他，文学史家也不会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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