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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一个“世界公民”

2010-03-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 王洪波 我有话说

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推出了一套“公民丛书”,丛书关注当前带有前瞻性和趋势性的全球议题,作者均是相关议题的专家。这套书在欧洲获得了巨大成功,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2010年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合作,出版了“公民丛书”中译本,第一辑包括《饥荒与政治》、《南北合作困局》、《发潮流发展战略》、《反思文化例外论》等9种。日前,记者对这套丛书中文版主编许铁兵先生进行了采访。

读书报:这套丛书冠名为“公民丛书”,我们知道,公民这个概念是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一个产物,在中国传统政治语汇里,有“民”而无“公民”,您觉得“民”和“公民”两个概念有何不同?为什么要倡导“公民”概念?

许铁兵:一般认为,公民概念是起源于希腊城邦时代,但在当时,公民是指有一定财产的男性,并没有把奴隶和女人包括在内。今天,公民的范围已大大拓展,不论财产、不论阶级、不分种族、不分性别,达到某一法定年龄,就成为有一定权利的公民。总之,公民这一概念在西方有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变迁过程,公民权从男人扩展到女人,从有钱人扩展到穷人,从精英人士扩展到普罗大众,实现了一次次艰难的跨越。在中国则经历了从臣民到国民到公民的变迁:臣民与一种身份依附联系在一起,国民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公民则是当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概念。

  读书报:这套书的读者定位为“未来的世界公民”,以您的理解,什么是“世界公民”?我们一般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使用“公民”一词的,那“国家公民”与所谓“世界公民”有何不同?

许铁兵:所谓“世界公民”,并非基于幻想提出的,不是说我们不区分国籍,而是在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中,人类面临着一些共同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人类行为的自我约束,乃至一些社会动员,已经出现了超越国界的特征。实际上,世界公民的理念也并不是全新的。举个例子,已有140多年历史的国际红十字会就是由一些普通人发起的,甚至不涉及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成员就具有一定的“世界公民”的性质。今天,在面对气候变迁、环境保护、国际司法、食品危机等诸多问题时,既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也需要个体的联合行动,这种联合很多时候是跨越国界的。

读书报:通过近期的哥本哈根会议、海地地震救援来看“世界公民”这个概念,就个人而言,在对于自己国家的责任和对于人类世界的责任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冲突?

许铁兵:在今天,在国际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国家已经丧失了单一性的、排他性的主导地位,国际事务中出现了行为体多样化的趋势,比如在经济事务中,跨国企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环保等领域,NGO的影响力和实际作用在日益增大。以气候变化问题来说,当这一议题被纳入到以国家为主体的多边框架中时,各个国家往往会利用这一议题来打击对手,维护自身利益,这在其他领域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欧盟喜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唱唱高调,但实际上,欧盟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三四倍于中国。而美国自己不切实采取行动,却喜欢随意指责别的国家,要知道,美国的人均排放量达到了中国的八倍甚至十倍。如果不在多边框架中讨论气候问题,不把这个问题政治化,那么,提倡公民过一种低碳生活,注意节能,保持勤俭,意义还是很大的。个人为减少排放做了点滴贡献,就是作为世界公民,为人类社会、为下一代尽了一份心。以海地地震救援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然各国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但诸多NGO,以及世界公民意义上的个人也做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读书报:吉尔伯特・艾蒂安在《反潮流发展战略》中,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剖析,指出亚非各国的发展现状与未来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历史及地理环境,西方国家没有资格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横加干涉、妄加评判。您怎样看待这一观点?贝尔纳・古奈的《反思文化例外论》揭示了坚持自由贸易和追求“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尖锐矛盾,他介绍的世界各国保护本土文化产业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有何启示?

许铁兵:吉尔伯特・艾蒂安是日内瓦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发展经济学荣誉教授,曾在亚洲多个国家授课讲学,对中国、印度的历史与现实非常熟悉,他的一些观点首先是针对西方世界的,比如他说:“我们的政府有什么值得让我们如此骄傲呢?1975~1980年间,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已大为好转,而如今,这种不公平现象却在加剧,对此,我们还能继续容忍吗?”“南北关系需要改变方向。要到什么时候我们在宣传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还继续维护我们的农业保护政策?”所以,他认为,发达国家应该“做完自我批评之后”再去“同南方国家展开有关南方国家自身问题的对话”。他的这一态度,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

《反思文化例外论》重点介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以及欧盟针对美国好莱坞霸权而制定了补贴本国电影工业、对电视节目实行播出限额等政策的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的情况,探讨了“文化例外论”、“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多样性”、“自由贸易”等概念的内涵及其冲突,这些论述,正是我们当前在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推动中国文化出去的过程中所特别关心的,值得国内相关领域的人士阅读。

总之,这套书的作者大多不是书斋型学者,而是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所以他们的作品学究味淡,可读性强。而且,这些书都很薄,只有一百页左右,读来非常轻松,值得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年轻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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