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怎么看“尊王”、“忠君”和“三纲”――读刘泽华、张分田“国学”论文有感》（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10日文化周刊“国学”版，以下简称《怎么看》）说，这个徘徊在思想天空的“幽灵”，“就是民主/专制二分式思
《怎么看》指出，中国古代之所以实行君主制，是因为“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并且强调，“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安排”，不能“超越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这个基本观点我相信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人绝大部分都能接受。文章接着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在中国古代很长时期中，为什么必须“尊王”、“忠君”和维持“三纲”。事实上至少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于“忠君”与“爱国”经常处于统一状态大体上已取得共识，至于在某些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尊王”，只要考察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就可以。对“三纲”则大多数持否定态度。而《怎么看》也只肯定了其中的“君为臣纲”，对另外两纲提都没提。这下我终于明白了，《怎么看》说来说去就是要以“君王为纲”，对于专制制度确实颇有好感。不但认为其在整个古代史上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越到后来越不合理，而且对现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怎么看》的第三节后面讲得更加直白：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即使在现当代社会条件下，自由民主制也不是普遍有效的。狄百瑞、安乐哲、郝大维等人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之个人权利观之上，带来了无数纷争和腐败，主张以儒家社群观念改造之；也有不少学者批评了自由民主制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问题，主张用儒家式的精英政治（贤能政治，meritocracy）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之。我也认为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符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
在我的阅读与接触范围内，我发现除了一些日本、韩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外，真正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深切认识的外国“汉学家”实在是凤毛麟角。有些人常常以自己的思想逻辑来理解中国文化，造成概念混淆，因而很容易把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田园牧歌式的表面安宁，看做能够代替由于市场经济造成的竞争带来的纷扰，而看不到那种安宁背后的贫困、不公与残酷，及其不可避免的衰落。比如《怎么看》讲到的“主张以儒家社群观念改造之”的那个所谓“社群观念”，实际上是以封建宗法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它的核心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西方文化中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基础上以自治为重要特征的社群观念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思想。当世界还都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时候，早熟的中国文明和其他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相比，十分先进，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都是世界上三两个最先进的文明之一。而在6至16世纪，即隋朝到明朝中期，“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伟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429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但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经过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欧洲经历了思想革命、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各方面突飞猛进。而中国文明依旧在原地踏步，专制制度在清兵入关后不断恶性发展，从而使中国文明丧失了世界领先地位，越来越落伍，到18世纪中期与世界文明的差距已经很大。以至于原先一直对中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在1764年――正值乾隆中期所谓“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完全改变了态度：“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转引自《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66页）这一年曹雪芹去世，而在他去世前至少十年已经基本定稿的《红楼梦》中他已经反复指出，当时那个看起来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世”其实早已经到了“末世”！两位伟大文人对同一个帝国的极度失望，都是着眼于“体制”，也就是对专制制度的明确否定。
那么，“带来了无数纷争和腐败”的“自由民主制”能不能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克服这些问题呢？《怎么看》予以否定。认为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个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问题，主张用儒家式的精英政治（贤能政治，meritocracy）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之”。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欧美亚洲许多国家几十年几百年来一直是在民主制度而不是在专制制度的框架内不断自我完善，成为发达国家。这种自我调节机制正是我们最需要关注和借鉴的，也是最重要的软实力。一些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国家确实需要有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不能一蹴而就。问题是这种制度要向哪个方向逐步发展？是始终坚持那个漆黑很黑，还是逐步向白的那端前进，使国家越来越白起来？
更加重要的是，应该怎么看中国文化，怎么看中国的发展？
《怎么看》说：“我也认为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符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
“党争”是个现象，“大众政治”才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本质之一，不过也还不是全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都高度肯定了人民当家做主，就是人民民主，也就是“大众政治”。民主政治并不专属于西方。如果连“大众政治”都要抛弃，那就不知让人说什么好了。另外，中国文化是以“集体主义”为特点的么？这个说法和《怎么看》反复论述的“尊王、忠君、三纲”本身就是根本矛盾的。“关系本位”倒确实有些中国特色，但是它的落后性腐蚀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幸亏它还没有达到中国文化“本位”的严重程度，否则社会上的腐败还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在《怎么看》中“儒家式的贤能政治”是与“大众政治”相对立的一组范畴，而且显然是与古代中国的“尊王、忠君、三纲”传统相适应的。由于把“儒家式的贤能政治”提高到“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的高度，因此这个论断特别值得关注。
作为掌控中国未来命运前途的这些“儒家式的贤能”（政治精英）如何发现、产生呢？是让已有的不知是不是完全可靠的“儒家式的贤能”自己来产生新的“儒家式的贤能”呢，还是由大众来发现并在大众中产生？这里不仅有量的区别，更有质的差异。我们不能倒退到汉魏时代的察举制度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时代去，尽管这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进步制度，但是毕竟都先后衰落废除了。在我看来，我们目前的干部选拔制度的弊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还没有完全从这两种制度的阴影中走出来。
再有，这些“儒家式的贤能”在管理国家的岗位上，怎么知道他们搞的“政治”究竟是“儒家式的贤能政治”，还是贪污腐败的政治？是让一些“儒家式的贤能”监督这些腐败“贤能”，还是由人民大众来监督呢？我不反对“贤能”们互相监督，这是任何国家都必需的，但是绝对不够。只有人民大众的监督才会真正有效。
还有，如果这些“儒家式的贤能”中有人平庸，不贤能，甚至很坏，是由那些“儒家式的贤能”们来罢黜他们呢，还是由“大众”即人民把他们撤下来呢？在“关系本位”的中国文化“特点”下，这个问题格外重要。无数事实证明，即使真正的“贤能”们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地位低的要想罢黜地位高的不说完全没有可能，也是艰难得很。
我们绝不能忽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也已届百年，以人民当家做主为己任实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都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个寒暑。虽然从GDP来说，中国在世界上的比重还赶不上一百五十年前，但是就社会文化构成、国民思想认识水准、当下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差别等因素甚至GDP成分来看，现在的中国已经和一百五十年前大不一样，我们的综合国力主要靠的正是这个。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大大向前跨出了关键性的几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大众”对自己权益意识的觉醒。百余年来怀着各种各样“主义”的社会精英或社会贤能们，都在唤起大众，或在争取大众。中国GDP在世界上的比重没有达到一百五十年来的历史峰值，但是国际地位却远非当年那个昏聩无能任人宰割的大清帝国可望其项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那时候一切都是君王和几个重臣决定，而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大众的态度越来越影响国家政治的走向，“大众政治”即人民政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这样一个已经有相当“大众政治”基础的中国，还要以“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作为“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历史倒退！
《怎么看》绕来绕去最终要反对的是“大众政治”即人民民主制度，提倡的实际上就是“尊王、忠君、三纲”即专制，只不过穿上了一件略有现代色彩的外衣罢了。
这倒有点幽灵的味道了。
 |
